新乡土镜像的故事呈现与经验主义写作.docVIP

“新乡土”镜像的故事呈现与经验主义写作 　　新近出版的中篇小说集《吹不响的哨子》表现出了不俗的实力，是当前“新乡土”写作的新进展、新收获。 　　一 　　“新乡土”叙事的价值取向。之所以使用“新乡土”这样的新名词，不是隐含地意味在此之前的乡土叙事就是旧乡土，而是着眼于乡土社会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的时代新质。肇始于鲁迅先生的启蒙主义乡土叙事，中国现代文学开启了中国乡土叙事的现代性进程。在启蒙视野里，中国乡土社会一直处在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而乡土的现代性历史不是自发的主体性行为，而是需要精英阶层的引领启蒙。后来，“救亡压倒启蒙”，启蒙现代性中断，倒是在夹缝中成长出审美现代性的历史性游离，既游离于主流救亡图存的历史，也游离于启蒙现代性的国民性批判，体现出乡土诗意性的生存，可以说，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是特定历史阶段的另类审美存在。延安、解放区、建国后的阶级性乡村，是政治与历史意识形态建构的乡村叙事，同时也以自身的权威话语与叙事模式深刻左右着、改变着乡土的生存图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乡土叙事的新启蒙又开启，韩少功、王安忆等持续发力，某种意义上接续了“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之后就是历史的深刻转型，计划向市场的蜕变，整个社会的世俗化进程——启蒙现代性还是远未完成的现代性，只能以潜隐的方式时断时续，但已远非时代的主潮。转型期，乡土叙事也多呈现的是世俗现代性，但也有例外，张炜就一直肩执审美现代性的旗帜，构建他世俗社会的“葡萄园”。“清洁的精神”、“葡萄园”并不能抵挡天空的灰霾和人性、道德的溃散。新世纪开始，乡土叙事又到了新的历史阶段：可以底层叙事，因为乡土依然承载着中国绝大部分的苦难；可以问题叙事，乡土的问题层出不穷，留守女人和儿童就足以震慑世人，斫伤历史；可以诗意叙事，毕竟乡土还残存着传统的守望……陈斌先未必有这样的乡土文学史自觉，他的“新乡土”写作也未必对现代以来的乡土叙事做过系谱学考察，他的乡土叙事价值源于他的艺术直觉和深厚的生活积累。如是，其乡土叙事“新”在何处？无论作家有意或是无意，文集中的大多数篇目都能将叙事主题嵌入农村新现代性的时代进程中加以观照。之所以称新现代性，主要是聚焦农村的时代新变：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农民工进城、家庭空巢、妇女儿童留守、乡土道德伦理式微、心灵创伤、人性的沉沦与挣扎……现实问题的镜像与心灵内在的裂伤相互缠绕，可以说当下的乡村社会仍百般纠结，远未完成历史性嬗变。作家陈斌先很敏锐地抓住了乡土历史性事件、经历来呈现乡村新的历史性躁动，他一定程度接续了“五四”以来的乡村文学精神，其“新乡土”小说的意义也在于此。比如《吹不响的哨子》就是抓住了土地流转这样乡村标志性、时代性事件呈示乡村新现代性的愿景。在新的历史现代性面前，黄瘪子为代表的集体主义、传统价值观念遭遇现实严峻的挑战。在新现代性面前，以黄瘪子是新时代吹不响的哨子，但吹不响的哨子依然是哨子，哨子的象征意义非同凡响。此外，像《天街咋就恁么长》、《天狗》、《秀秀这个娃呀》、《乡村大客户》等展现了在新现代性的历史面前，历史变迁带来诸如传统、道德、人性、爱情的沉沦、变异与坚守，多层面多主题体现了作家的价值倾向与审美选择。 　　二 　　“故事”里的乡村社会镜像。作家许春樵说陈斌先的小说都有很好的故事框架，乡村社会的林林总总都被恰如其分地囊括其中。讲好故事是小说家的基本素质，故事的价值之于小说意义非凡，尽管传统却并未过时。想当初先锋文学如何进行故事的反动，放弃情节，追寻不确定的主题内涵，可后来，先锋作家余华、莫言、格非等还是回到了现实，回到了故事。问题不在故事本身，而在于故事如何被讲述。高明的作家很擅长讲故事，但故事不是其真正目的，其真正的目的在于以故事的形式彰显他的思想艺术抱负。就故事层面而言，陈斌先的中短篇小说无疑结构了很好的故事，小说成功之处不在于故事讲述得多么圆熟，而在于凭借故事给我们建构了乡村新现代性的生动镜像，在于塑造了一系列活色生香、原汁原味的乡村人物。故事所呈现的镜像、人物远远大于故事本身的起承转合、波澜起伏。我们在读完小说之后，记住的不是故事，而是故事里的人物形象、乡村命运与社会现实。《吹不响的哨子》里黄瘪子与王大麻子之间恩怨情仇的故事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在新的历史潮流面前，黄瘪子所秉持的价值信仰与党性观念之间如何悖谬纠缠；《响郢》中董家和廖家的恩怨故事、妖怪皮的成长经历是用来阐释时代变迁所产生的变与不变，伤痛与欣慰。《天街咋就恁么长》中二娥的故事或经历，《天狗》中天狗的故事与命运都与时代的变化息息相关，故事透露揭示的是社会历史新质所赋予人性的变异与救赎。陈斌先的小说无一例外地采用了较为传统的现实主义叙事，传统并非老套，文学叙事手法没有优劣之分，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作家充分发挥第三人称叙事的优势，注重故事叙述的节奏，每一个事件的进展都铺垫到位，水到渠成。小说擅长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