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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政策探究:回顾和相关问题探析 　　〔摘要〕近30年来中国家庭政策研究经历了三个相对明显的发展阶段，基本特征是以内容与类型研究为主，概念界定、政策定位、影响因素及介入视角研究为辅。面临的问题是概念模糊、对国家政策与政府决策过度依赖、基本价值理念缺乏、视角研究不足及核心问题研究难。为此，在家庭政策研究中应明确概念，拓展研究动力源，在政策中纳入家庭理念，将政府对家庭的责任边界作为分析政策的工具，以家庭发展能力的提升为目标。 〔关键词〕家庭政策；研究回顾；问题探讨 〔中图分类号〕C913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4-0111-09 中国家庭正发生着深刻变化，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家庭结构逐渐简化、家庭不稳定性增强、家庭成员居住分离、传统家庭功能弱化，家庭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1〕这种压力增加与能力不足的失衡状态，不仅是人口转变与经济社会转型的结果，很大程度上也与政府制定的人口与家庭政策有关。〔2〕缓解失衡不仅依赖于家庭自身的努力，更亟需政府营造一种利于家庭稳定和家庭功能发挥的政策环境。虽然政府对家庭及相关政策的关注增多①，学界对家庭政策研究重视程度增加②，但家庭政策总结性研究仍十分匮乏。本文在系统回顾国内近三十年来家庭政策研究的基础上，探究其所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以期为家庭政策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一、近三十年中国家庭政策研究的基本状况 中国家庭政策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2年，《国外社会科学》刊登的“法国的家庭体制和家庭政策”，“家庭政策”首次在中国出现。，至今已逾三十年。CNKI统计结果显示，此间以“家庭政策”为主题的论文共925篇，排除无关及重复样本后余下729篇作为本研究的分析对象比较万方、维普及CNKI数据库，CNKI收录结果最佳，故以此为例。。通过对主题内容的定性归类，中国家庭政策研究可分为概念与政策定位研究、影响因素研究、内容与类型研究、介入视角研究四个部分。其中，概念与政策定位研究包括概念界定与分析、人口政策、社会政策、公共政策、发展型家庭政策鉴于家庭政策定位存在很大争议，变量将所有可能纳入。；影响因素研究包括国际经验与态度、社会变迁与经济发展水平、法律体系与意识形态、政府/社会/市场关系博弈；内容与类型研究包括收入、生育、婚姻、教育、住房、养老、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家庭刑事、家庭福利服务、特殊对象政策；介入视角研究包括社会性别与工作家庭平衡、国际比较、人口与家庭研究、社会福利与国家责任、政策文本研究。表1是历年来研究论文的统计结果。从中可概括出近三十年来中国家庭政策研究的三个基本特征。 （一）相对明显的三个阶段 从表1可见，中国家庭政策研究有明显的高峰期。在2006-2010的5年间，累计发表论文404篇，年均808篇；2011-2012的2年总计发文180篇，年均90篇；这7年间的发文量已占家庭政策论文发表总量的801%，可见家庭政策研究在中国至少经历一个快速发展期（见图1）。近三十年来中国家庭政策研究呈现出三个明显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起步阶段（1981-2000年）。特点为发文量少且进展缓慢，年均发表论文只有28篇，少有引用率高或社会影响力大的研究论文；内容以国外学者向中国介绍西方家庭政策研究成果为主，如M.拉罗克〔3〕、莫利纽克斯〔4〕、利格尔〔5〕、B.J.纳尔逊〔6〕；而国内学者多是在人口政策范围内讨论家庭问题。不过这些为数不多的研究为后续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知识基础。 第二阶段：成长阶段（2001-2006年）。特点为发文量明显增加，共142篇，年均发表论文是第一阶段的85倍；在已发表论文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张秀兰与徐月宾的“建构中国的发展型家庭政策”〔7〕，首次明确提出转型期的中国需要在政策范围内赋予保护家庭的责任，这是国内学者在家庭政策领域的首创性成果。 第三阶段：稳步发展阶段（2007年至今）。特点为年发文量相对稳定，年均发文量887篇，是第二阶段的37倍，第一阶段的317倍。这一阶段性成果可从《人口研究》2012年“家庭政策研究”专栏中体现，部分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开创性。 （二）内容与类型分析为主的研究占主流 在中国家庭政策研究的四大分类中，内容与类型研究最受学界关注。如表1所示，这类研究论文共计470篇，远超过其他三者。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关注程度不只表现为某个阶段的量的积累，而是每个发展阶段此类研究论文都最多，内容与类型研究的发文量在这三个阶段中分别占同期发文总量的634%、704%与625%。 表2是对内容与类型研究阶段性特征的梳理。起步阶段，以收入类研究为主，部分涉及住房、生育、养老、医疗卫生与福利服务；成长阶段，对家庭生育、住房与教育类的关注有显著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