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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所有制――为新社会经济形态奠基 　　在教科书外，在信息化与网络经济的实践中，以平台免费与应用收费结合为特征的分享型经济，正在孕育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态。 王伟光最近谈到：“市场经济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私有制，但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可以与公有制结合，最后由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所代替”。这提出了一个重大命题：人类有没有可能发展出一种不同以往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信息革命前沿日益主流化的“分享型经济”，就具有公私结合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在所有制上的发展潜力，对这一命题可能给出意想之外的全新答案，值得大胆假设。 社会经济形态的所有制前提 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时代，是工业化时代，根据工业生产力的特性，资本（资产）是不可复制的、排他的、专用的。公有与私有，都是在资产不可复制前提下（资本专用性条件下）讲的。 在信息化时代，根据信息生产力的特性，资产可复制，一旦信息资产、知识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重不断加大，超过50%，资产通过复制而“公有”就可能成为一种制度现象。当前，许多美国资本家发现分享比不分享赚钱还多，因此大量投资基于LINUX等开放源代码的（半公益半商业）的商业，如开放的云服务、大数据服务。这等于一个怪现象：资本家为了多赚钱，竟哭着喊着去埋葬资本主义。这一点已经引起《纽约时报》右翼评论家的忧虑。从表面现象上看，这似乎在印证资本主义在高度发展阶段，会出现向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现象。但实际上，问题还要复杂得多。因为分享有别于共享（指资本与劳动的共同分享），它趋向的是一种前所未见的新社会经济形态。 如果反思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全套所有制说辞的源头，我们发现，二者在资本不可复制（经济学上称之为“资本专用性”）上可以找到共同理论源头和前提。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几乎没有任何区别。而互联网的核心特征，就是资本可以复制，但劳动却归属于节点。信息革命波及范围，已超出公有制与私有制的时间尺度和内涵边界。 进一步前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同的所有制前提，可以一直追溯到法国大革命。我在《新文明论概略》上下卷中曾揭示过，自从日耳曼法中将排他性概念引入所有权起，一直到《拿破仑法典》将支配权与使用权正式融为一体化所有权，才真正把所有制与资产的专用性进行了内在绑定。而这种绑定管得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却管不到互联网。这里限于篇幅不再展开。 财产权内部归属与利用两权的绑定在过去工业化中并没遇到问题，然而它却在今天成了互联网的实质革命对象。信息革命之所以能称为革命，就在于它可以解除前提假设上的绑定，从而使一切坚固的东西烟消云散。按照互联网实践推论，所谓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不可能在保留“资本不可复制”这一前提下实现。从国资委治理思路来看，普遍服务与商业赢利的矛盾难以解决，说明资本即使公有但只要不可复制，仍难以在微观均衡水平（包括初次分配和资源微观配置）产生公共产品属性。互联网实践的革命性本质在于另辟蹊径，通过扩大可复制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例，解决普遍服务的公共性与赢利的私人性的矛盾，从而在更高生产力发展水平上，扬弃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所谓的新，就新在这里。 “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实践基础：互联网所有制 在教科书外，在信息化与网络经济的实践中，以平台免费（“公有”）与应用收费（“私有”）结合为特征的分享型经济，正在孕育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其所有制基础，既不同于私有制，也不同于公有制，姑且称之为互联网所有制，或者叫分享型经济所有制。从直观上看，阿里巴巴复制网店这种生产资料给网商，完全在微观机制内部就解决了公平问题，完全不劳国家所有或国家干预的大驾，阿里巴巴并没有因此象中央企业那样造成商业亏损。 这一点正在形成某种国际性共识。2013汉诺威消费电子、信息及通信博览会的主题就是“分享型经济”（shareconomy）。Sara Horowitz在2011年12月发表《分享型经济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较早提出了分享型经济的概念。2012年以来，这个概念开始成为一个全球热点。在信息时代，“所有权”（实际是所有权中的支配权，归属权）与使用权（利用权）分离，为前者“公有”，后者“私有”的奇异婚配创造了条件。 分享型经济借助信息生产力的核心特征（资产可零成本复制，将基础设施（IaaS）、“厂房”（PaaS）和“设备”（AaaS）等生产资料免费提供给具有创造性的劳动者（如应用开发者），通过按使用收费的机制，将普遍服务与商业性赢利两种相反机制第一次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特殊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其产权规则是：使用生产资料如果亏损，所有者不向使用者收费；一旦赚利，则三七分成――所有者得30%，使用者得70%。相当于说，普遍服务功能以（准公共物品的）平台免费形式实现，商业赢利通过（准私人物品的）应用收费方式实现，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