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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升值和我国进出口贸易相关性探究 　　摘要：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使我国累积了大量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从而使我国面临着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本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实证分析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化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最后，笔者得出基本结论，并对我国应对人民币升值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求为政府及企业更好的适应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影响提供必要的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进出口贸易；相关性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2-00-02 一、研究现状与设计 （一）研究现状 文献上对于人民币升值带给贸易量的影响，看法至今莫衷一是。认为人民币升值会造成我国进出口贸易上的负面影响，其研究学者诸如：Hooper and Kohlhagen、Thursby、Pozo等人。其中在Hooper and Kohlhagen的研究中，给出了人民币升值会抑制国际贸易这一观点的理论基础，而另外的学者则是提供了实证上的研究结果。相较于负面观点，认为人民币升值对于国际贸易没有影响，或者有正面影响的学者也不在少数，诸如：De Grauwe、Kroner and Lastrapes、McKenzie and Brooks等人。他们也分别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发现，人民币升值与贸易量的多寡存在有正向或是不显著的相关性。因而McKenzie于1999年曾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汇整了文献上对于此议题的观点与研究方法。 （二）研究设计 相较于以往的研究，本文作出了以下的延伸：首先，本文采用ARIMA-GARCH模型；其次，进出口模型均加入了新的解释变量，也即所得波动做为影响贸易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在Baum、Caglayan以及Ozkan于2004年的研究，首次发现了所得波动对于出口量的显著影响。为避免忽略重要的解释变量将造成系数的偏差，本文加入了所得波动做为新的解释变量。本文以我国与五大贸易伙伴，即欧盟、日本、韩国、美国、东盟为研究对象，探讨人民币升值对双边贸易量的影响。出口模型的资料选取期间主要为2002年1月至2012年12月的月资料，但欧盟与东盟因局限于于工业生产指数的数据取得年限不足，故分别从2004年以及2005年起。进口模型的资料选取期间均自2003年1月起至2012年12月止。主要模型变量包含：中国与欧盟、日本、韩国、美国、东盟进出口贸易量；东盟、欧盟、日本、韩国、美国工业生产指数、东盟的制造业生产指数，名目汇率，消费者物价指数。 二、实证研究结论 本文以与中国贸易相关性密切的五个国家：美国、日本、韩国、欧盟、东盟为研究对象，探讨人民币升值对于中国与五个国家的双边贸易量影响情形。研究期间则视可取得的资料期限不同而略有差异。本文采用GARCH模型，并通过共整合检定、误差修正模型探讨变量间长短期的相关性。实证结果的相关性可归纳如下： （一）出口 第一，出口变量的落后项对于当期出口，在短期下普遍均有负向相关性，并且影响的效果会随着落后期数的增加而递减。第二，所得变量的落后项对于当期出口，在短期下普遍有正向相关性。并且在美国的模型中，该项的系数明显大于其他国家。第三，实质汇率的落后项对于当期的出口，在短期下的影响大多为负，除了在韩国为正。第四，人民币升值落后项对于当期出口的短期影响，效果并不一定。不仅不同国家可能出现不同效果，即便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落后期，人民币升值系数的正负值也可能反转，譬如东盟在落后1期的时候系数显著为正，在落后4、5、7期的时候却显著为负，而在部分国家，譬如日本与欧盟，短期下则是几乎无显著影响。比较人民币升值落后项在不同国家的短期效果，发现在中国的效果明显大于其他国家，美国则次之。第五，所得波动落后项对于当期出口的短期影响，效果并不一致。在美国，系数显著为正；在东盟，系数显著为负；在日本、韩国、欧盟，则几乎无显著影响。若比较不同国家所得波动落后项对当期出口的效果，可发现美国的系数值明显大于其他国家，显示该解释变量对于美国的影响相对大于其他国家。第六，在美国、日本、韩国的误差修正模型中，其误差修正项均为负值且大显著异于零。此数值首先表示，经济体系长期将会收敛到稳定均衡状态，其次隐含了误差修正模型中的所有变量均为合理变量。另外，该数的绝对值对大，代表短期离开均衡之后，往长期均衡的收敛速度越快。因此根据研究结果显示，收敛速度最快的应为美国，韩国次之。第七，比较长期下的人民币升值效果与所得波动效果，可观察到影响方向并不一定。人民币升值对于出口于美国、欧盟、东盟的企业有正向影响，对于出口于韩国的企业有负向影响，对于出口于日本的企业则是无显著影响。所得波动对于我国出口于日本、韩国、东盟的企业则有正向影响，对于出口于美国的企业则有负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