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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证据种类划分探究 　　【摘要】我国的证据种类特指法律规定的证据的不同表现形式。法学中有两种基本的证据观：一种是事实说；另一种是材料说。过去我国立法中把这两种证据观掺杂在一起来界定证据的种类，带来了将“事实”混同与“材料”、划分标准多重性的逻辑矛盾。文章通过梳理和研究，主张对证据种类进行如下划分：物证、书证、人证和科技证据。 【关键词】证据；种类；标准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1―051―02 各国有关证据的种类和分类在立法上和法理上差异较大，但是进行这两种归类的目的却有着相似之处：其一，无论是证据的种类还是证据的分类都是经过逻辑思维而制定的，必须以明确、有效和实务的可操作性，为审判人员提供查明案件事实的证明手段，以达到科学、准确、高效地认定案件事实为宗旨。其二，归类的标准要具有明确性、恒定性、避免产生含混不清和模棱两可的局面。同一类证据材料在同一标准下，只能归属于某一特定的项类，项类之间不得相互交叉，互为包容。 一、问题的提出 法学中有两种基本的证据观：一种是事实说；另一种材料说。事实说认为，与待证事实相关联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是第一性的。材料说则认为，证据不是客观事实本身，而是客观事实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它是第二性的。我国立法中原先将证据定义为：“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这是一种事实说的立场。而在其后的种类划分中又不自觉的将证据载体归入了证据。但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采用了材料说的立场，将证据定义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同时，将证据归类为八种。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证据划分起点的逻辑错误，但是划分标准的多重性、位阶不清问题依旧存在，导致不同类别的证据存在交叉与重合，“身兼多职”，无法满足证据学对证据归类的宗旨性目的。 二、学界对证据种类的不同观点 近年来，有多位学者相继发表论文，对证据的种类问题提出了看法。这些看法可归纳为四种： （一）物证、书证、人证 裴苍龄教授提出：“证据只有三种，即：物证、书证、人证。其中人证有两种含义：一指人作出的证明（指陈述）；二指人通过陈述提出的证据（指被人陈述的事实）。”并指出，“三种证据之外，不可能提出第四种证据。”与此同时，裴教授在秉持实质证据观的基础上否定了勘验、检查笔录和鉴定意见的独立的证据资格，认为它们仅仅是反映了物证的物证资料，不是证据。 （二）物证、书证、人证、鉴定意见、其他证据 第三种观点认为证据有五种，即物证、书证、人证、鉴定意见、其他证据。这种观点肯定鉴定意见证据资格的同时，又规定了“其他证据”这一类，将一些无法归入前四类的证据归入其中，随意性过多，种类划分标准模糊。 （三）修正派 修正派主张对我国法律上规定的证据作出必要的修改，龙宗智教授在《证据分类制度及其改革》一文中提出改革证据分类制度，需要将“勘验、检查笔录”改为“侦查、审判笔录”，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与鉴定人陈述”，同时，将证人证言扩大解释为包括普通证人证言与专家证人证言两种类型。 （四）取消派 第五种观点主要是由陈瑞华教授提出的，他主张在法律中明确限定证据的法定形式，是根本没有必要的。“事实说”等证据观都存在各自的缺陷。立法者这样做其实完全是在作茧自缚。作为一种旨在规范证据运用活动的法律，证据法的主要使命在于为证据转化为定案根据设定必要的法律条件和准入资格。至于证据的载体和表现形式，一旦受到法律的限制，就有可能扼杀证据制度的弹性和活力，使得大量明明记载着证据事实的载体形式被排除于证据范围之外。 三、对证据种类划分问题的再思考 （一）证据和证据观的界定 顾名思义，证据就是证明的根据。作为证明的根据，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客观性，二是有证明力，二者缺一不可。证据的客观性说明证据必须首先是事实。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事实都能成为证明的根据，只有那些有证明力的事实才能成为证明的根据。证据的证明力是由证据的关联性和合法性决定的。当事人向法院提供某种事实，目的在于说服法院，使之确认自己的诉讼请求或反驳并否认对方的主张，法院通过对当事人提供的以及在必要时由自己调取的事实的关联性和合法性进行审查，形成内心确信，从而作出裁判。从这个意义上看，证据又是一种方法或手段。因此，证据既是事实又是根据、方法、手段。这样一来，对证据观的定位应该持一种综合性的态度，而不能固守事实说或是材料说。对证据概念的认识应当同时兼顾“证据事实”和“证据载体”，而不能顾此失彼，否则，就无法形成对证据本质属性的完整认识。目前，立法者也注重了证据内容和证据形式的统一，强调证据既是一种材料，也要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从表现形式来看，证据是各种法定的证据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