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录音录像讯问犯罪嫌疑人若干问题探究.doc

同步录音录像讯问犯罪嫌疑人若干问题探究 　　侦查讯问犯罪嫌疑人同步录音录像对于遏制侦查机关刑讯逼供以及固定犯罪嫌疑人口供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早在2005年底，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了《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试行）》，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始推行对职务犯罪实行同步录音录像工作。但考虑到全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域差异等因素，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6年又提出了在全国推行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同步录音录像的“三步走”计划。按照这一计划，到2007 年10月1日，全国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讯问犯罪嫌疑人都必须全程同步录音录像。[1]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21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从而在立法上正式确立了侦查讯问全程录音录像制度，而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讯问同步录音录像依然同步实行。[2]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实施，有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遏制刑讯逼供等现象发生，保障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也有助于进一步规范侦查行为，但是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这项制度，仅仅意味着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起步。《刑事诉讼法》对该项的规定过于原则，司法实践操作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难题，对该项制度还有许多问题亟待研究，比如同步录音录像的法律属性问题，同步录音录像与讯问笔录的关系问题及其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运用问题，这些在学界的研究中可谓莫衷一是，因而有必要进行法律概念的辨析与澄清及制度构建的完善。 一、同步录音录像替代讯问笔录之争 当前，学界在对同步录音录像的证据属性进行争论的同时，又提出了同步录音录像能否替代讯问笔录作为固定口供的方式的问题。其中，持赞成与反对观点的学者各执一端。一种观点认为，同步录音录像应当替代讯问笔录作为固定口供的方式，其理由是讯问笔录违背了直接言词规则，具有高度的虚假可能性；讯问笔录作为证据信息不完整；讯问笔录容易造成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削弱了审判中心地位。然而，同步录音录像能够保证证据信息完整；防止刑讯逼供，发挥证据规则保障人权的功能；促使供述真实稳定，降低翻供的风险等优势。[3]另一种观点认为，相对于讯问笔录而言，口供虽经录音录像固定，但其证明力没有丝毫的变化。其理由是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时制作的录音、录像，仅是对言词证据的一种重复加固，从形式上看是对笔录固定的一种补强（因视听资料与笔录固定言词证据的显著区别就是直观性），但就其证明内容却没有丝毫变化。[4]因而，没有必要由同步录音录像来替代讯问笔录。 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阐述了同步录音录像作为口供固定方式的理论优势，却忽视了同步录音录像防止刑讯逼供与翻供的程序保护价值大于固定口供的实体证明价值这一现实；第二种观点着重同步录音录像的程序价值而忽视了其实体价值，因而都不可取。笔者认为，同步录音录像替代讯问笔录在理论上可行的，但是在当前的刑事诉讼配套制度不完善及司法实践阻力重重的现实条件下，又显得尤为困难。 首先，同步录音录像并非讯问笔录的补强，其替代讯问笔录具有理论优势。从理论上来说，同步录音录像在内容上与讯问笔录具有一致性，但是其记载的信息更加完整，由于其摒除了侦查人员的“加工”，直接记录了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全过程，因而其证明力相比一般的讯问笔录要更强。同时，同步录音录像对刑讯、欺骗、威胁等不当讯问的行为具有极强的证明力，从而为固定犯罪嫌疑人供述提供了合法性证明。因而，同步录音录像在理论上具有替代讯问笔录的可能。 其次，我国当前刑事诉讼语境下，同步录音录像不属于证据，自然无法替代讯问笔录。同步录音录像代替讯问笔录在理论是有可能的，而且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已经实行了。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目前只是将讯问笔录作为固定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法定形式。[5]立法者在建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目的主要在于防止刑讯逼供等违反程序的行为或者犯罪嫌疑人翻供的情形发生。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把同步录音录像作为侦查所有案件必须的硬性要求，除非有非法获取口供或者翻供的事实出现，否则同步录音录像难以成为法庭上质证的证据。因此，在我国当前的刑事诉讼环境下，同步录音录像尚不能称为一种证据，何况谈及以同步录音录像替代讯问笔录的问题。 最后，同步录音录像替代讯问笔录是一种趋势，但是需要其他制度配套的实行。有学者认为，相比较同为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律师在场权制度、沉默权制度，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成本少、程序简单、推行阻力小，因此，也就很容易地被确立起来，并在实践中被迅速推行。[6]但是，被确立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功效发挥仅仅体现在防止犯罪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