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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戌:春秋时期与平大使 　　和平大使不是和事佬。和事佬固然热衷于调解纷争，但有时会陷入无原则的调解，没有明确的是非和爱憎。和平大使则不然，他们往往以天下为己任，深度体察民间疾苦，旗帜鲜明地反对战争，倡导和平，在战与和等问题上有着很强的原则性。我国春秋时期就有这样一位不辞劳苦的和平大使，正是由于他的不懈奔波和巧妙斡旋，纷纷攘攘的战争终于得到停息，和平大会得以顺利召开――史称“向戌弭兵”。向戌弭兵是春秋史上的一件大事，不少学者将其作为标志性事件，由此而将春秋史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各国人民总算迎来了一段久违的和平时期，只此我们便应当记住他的名字：向戌。 一 春秋时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动荡时期。周天子地位逐渐式微，引发社会各个阶层结构发生改变，于是出现很长一段时间你争我夺、纷乱复杂的乱世。作为诸侯，首先想到的是篡位夺权、称霸天下的地位；作为执政大夫，首先想到的则是僭越，伺机夺取诸侯之位；作为平民阶层，则希望通过军功来获得改变身份和命运的机会。 在这个乱世之中，齐桓公和晋文公先后在北方称霸，形成了一个保卫中原文明、共同抵御楚国的同盟。楚国在南方经营多年，实力强大之后便试图向北进军，由此而在宋国、郑国一线与北方同盟军展开长期的拉锯，甚至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而宋、郑处于大国夹缝之中，不得不饱受战争之苦。针对这种局面，郑国干脆采取了“墙头草、两边倒”的策略苟且偷生。当楚国大军压迫过来时，便立即倒向楚国，等到晋国兴师讨伐时，马上再倒向晋国。这确是一种无奈之举，一方面反映出郑人的无奈，一方面则折射出当时争霸战争的凶险。 宋人与郑人有很大不同。宋人一直以殷商后裔自居，自感出身高贵的宋人不肯做出背信弃义的事情。比如，公元前594年，楚国攻打宋国，宋人立即向盟主晋国求救，哪知道晋人使了个坏心眼，佯称救兵马上出发，让他们拼死抵抗，背地里却是坐山观虎斗，想等到楚国的实力大幅消耗后再动手。宋国人等不到救兵，只能拼死抵抗，最终以“易子而食，折骸以爨”（《左传 春秋迂阔之事常出于宋人，人们经常由此而对宋人心存偏见。但在愚见以为，由于古风犹存，宋人做事常透出一种可爱和可敬，而这或许不能完全讥之为“迂阔”。宋人这种不惜一切代价坚拒强楚的勇气，比当时“朝盟夕叛”的中原诸国不知强多少倍，与一仆二主式的郑国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宋国在晋楚争霸的过程中受到的损失并不比郑国小，也同样是迭为战场，屡被兵甲。宋人很苦恼，也在不停想办法找出路。他们最终想到的办法是召集大家坐到一起开和平大会，自己充当和平使者，于是就诞生了诸如向戌这样的和平大使。公元前579年，宋国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叫华元的和平大使，通过他的积极斡旋，一度促成晋楚和解，史称“华元弭兵”。遗憾的是，这次和平局面仅仅维持了3年，便宣告破裂。 晋楚重开战火后，晋国与东南新崛起的吴国联手，楚国则与西北的秦国合作，双方展开了新一轮长达近30年的对抗。因为双方的战略后方均有对方得力的牵制力量，此次对抗变得更加凶险。30年间，大规模的会战就有晋楚鄢陵之战和湛阪之战，吴楚衡山之战及晋齐平阴之战。其他如齐鲁、郑宋之间的局部战争更是此起彼伏，连绵不绝。中原大地重新回到水深火热之中。 面对深重的战争灾难，宋人向戌果断地站了出来。而这一次，他比华元决心更大，走得更远。 二 向戌，生卒年不详，春秋时期宋国执政大夫。据史书记载，向戌一直是一个识大局、顾大体之人。公元前526年，以晋国为首的各路诸侯合力拿下邻近宋国的逼阳，准备将这座城池作为封地赏赐向戌，没想到向戌却以死请辞。他对诸侯说道：“如果把这块土地赏赐于我，就等于是让为臣的势力逐渐坐大，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极大的犯罪行为。”向戌对于唾手可得的利益并不是马上贪婪占有，而是坚决辞让。他尤其不愿因为扩充私利而引发纷争，可见他的睿智与通达非常人可比。很显然，在向戌身上还保留着古风和上古的贵族之气。 向戌同时也是一个具有敏锐政治眼光的政治家。向戌看到大国争霸给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由此而决心极力斡旋，促成各国和解，这就是一种负责任的政治家的情怀。《左传》记载向戌“欲弭诸侯之兵以为名”，这显然是一种歪曲和误解。向戌固然因为促成弭兵大会而名垂青史，但他的出发点一定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立名，而是看到争霸战争给人民所带来的深重灾难，由此而引发了深重的忧患之情，这才促使他下定决心去做这种外交斡旋，促成弭兵之举，充当了和平大使。 作为一个二流小国的执政大夫，向戌因为他的贤能而受到楚国和晋国执政大夫的赏识，晋国的执政大夫赵武和楚国的令尹屈建都对向戌非常友善，私交一直很好。因此，向戌正好左右逢源，弭兵消战的这个历史重任也就此交给了向戌。 向戌首先赶到晋国与赵武会晤，商议和谈之事。赵武其实也深知战争给晋国所带来的沉重负担，正好也有了几分休战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