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电影文化转向和现实困境.docVIP

当代中国电影文化转向和现实困境 　　[摘 要] 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的老板任庆泰拍摄了中国第一部影片《定军山》，中国电影开始了灿烂的百年历程。但从近十年的中国电影实践来看，中国电影人既希冀于从传统中式美学中汲取营养，又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美学的强烈冲击，在文化的夹缝中寻根而不得，或曲高和寡，或随波逐流，纠结于走商业之路还是艺术之路，彷徨于注重票房成绩还是作者的哲学表达，这些创作思想和创作理论的碰撞与冲击是当今中国电影的迷思之所在，也是中国电影的“阿喀琉斯之踵”。 [关键词] 第五代电影；认同；现代启蒙主义；消费 一、从“思想启蒙”到“身份认同” 中国电影历来有第五代电影和第六代电影的文化之争，1978年恢复高考后北京电影学院招入了第一批学生，他们1982届毕业，成为“第五代”的主体，其中张艺谋、陈凯歌等人至今仍然是中国电影的领军人物。而1989年又一届导演系的学生毕业了，他们落入理论界的期待之中，顺理成章地成为“第六代”，他们的影片不同于经典的第五代对国家命运和和民族精神的关注，他们的话题更偏向于个人、小群体、社会边缘人物；他们的电影语言也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而是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纪录片似的纪实性，或者是对叙事结构、影像风格有着实验性的创新。这些电影具有更多的艺术电影、地下电影、独立电影的特点。 无论是“第五代”还是“第六代”电影，在其刚刚出现的时候，都是作为反传统的“斗士”形象出现的，然而“第五代”却很快从“非主流”变成“主流”，成为中国文化想象的经典以及描绘“影像中国”的代言人，甚至在当下也成为电影消费市场的主力军；但“第六代”却仍然摆脱不了“边缘文化”的限制，即使有些导演进入到主流市场和大众视野，但结果却一片惨淡，甚至销声匿迹。原因何在？从两代电影的文化属性和思想实质来看，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第五代电影出现得恰逢其时，它勾勒了全中国人民的集体记忆，弥合了那一代人的情感创伤，抒发了社会精英群体的青春理想，是年青一代人对旧文化、旧传统的集体反叛，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而第六代电影出现早期无视观众的存在，过分个人化和学院化，往往拘泥于个人化的情感体验和直觉式的心理感受，缺乏对社会现实的整体关注和思考批判，使得第六代电影一开始就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现实动因。尽管后期王超的《安阳婴儿》，李杨的《盲井》，贾樟柯的三部曲等影片开始关注社会矛盾，具有时代特征，但创作并不成系统，整体上没有形成稳定的力量，加之中国独立电影和艺术电影的市场不成熟，使得“第六代”名不符实。 “文化大革命”给中国文化带来了不可挽回的创伤与损失，但同时也给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更多的创作激情和创作养分。被压抑得越久，创作的反弹力也就越大。在1979～1983年间，中国电影经历了第三代、第四代的“伤痕电影”和《城南旧事》类的“散文电影”，以及对现实关照的第五代电影。“文化大革命”期间统一化的审美模式，“存天理灭人欲”的文化要求，强调共性、否定个性的口号式话语都大大地压抑人性，一旦政治体系松动，人们渴望一种更现代化的、关注人性的话语表达方式，第五代导演的横空出世正是恰逢其时，给人们带来了强烈的思想启蒙。 其次，第五代电影的“反叛”并非“全盘否定”，而是在对传统文化的扬弃中加入西方的现代启蒙主义思想，并且作为“革命之子”的身份进行重建，他们的身份从“流放者”主动变成“建设者”。而第六代电影则是主观的脱离社会大众，更关注社会边缘人群的生活和审美情趣，对大众视野的拓展具有积极作用，但却永远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体和中坚力量，这也注定了其“小众”的命运。 第五代导演是在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都曾经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甚至是被“抛弃”和“流放”的知识青年，这种被“边缘化”的创伤和记忆造就了那一代人的集体“反叛情结”。在电影创作中更多地表现为对传统电影语言的颠覆，更注重色彩、造型和符号化语言的应用，具有表现主义的倾向。然而，第五代电影的精神内涵却具有一定的“承袭性”，正如陈凯歌认为《一个和八个》是他们一代人的心路历程：“我又以为，能使这部影片远远超过其他影片的特征，首先在于它是多年来想见未见的言志之作。我感到，我去看它，需要电影的眼睛，尤其需要心灵的眼睛。要冷静地把它看做一部不同凡响的电影。还不如把它看做一段路。我们大家都在上头走过……”所谓的“一段路”就是从“红卫兵”到“知识青年”的一段路，是交织着反叛与臣服、抗拒与归顺、破坏与继承以及狂欢与孤寂等对立矛盾范畴的情感复杂的成长历程。 第五代电影其实是用“反叛”来获得“认同”，用自身的艺术事实来表明“革命之子”的身份，积极地投身到国家精神秩序的重建中。在我看来，第五代电影虽然在当时被称为“先锋电影”，似乎有主流之外的“非主流”之嫌，但事实上，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