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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与国家治理体系”笔谈 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 双重维度 杨志军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200030） 【摘要】我们需要思考，要如何推进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威权主义政治形态下的国家治理学术研究来看，我们的话语权基本被垄断，少有创见。在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两个维度的国家治理经验方面，可分别归纳为“代理型地方发展主义模式”和“运动式治理模式”，前者主要是中央政府“做对了激励”；后者主要是各级政府普遍使用“地方国家统和主义”的做法。未来国家治理不能回避四个问题：大国如何治理？为了什么而竞争？在地方上谁代表国家？社会治理如何创新？答案是将中央与地方实践性分权的动态博弈过程回归到法理型权威治理和制度化分权的轨道上来，赋予地方治理大胆实践创新的空间与能力；在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关系中改变地方性的政府统合主义途径，激活体制改革红利，释放社会潜力与活力，实现赋权增能双赢发展。最后指出，通过做好的社会科学研究，赋予国家治理实践理论指导，大有可为。 【关键词】国家治理；威权主义；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社会科学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997（2013）06-0012-09 收稿日期：2013－12－18 作者简介：杨志军（1983-），男，湖北公安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政治科学系访问博士生，研究方向：政府治理与公共政策，公共行政与中国政治。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研究”（11ZD070）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鲜明提出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来，国家治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两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具体为：坚定不移的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走改革开放、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三大基本政治制度，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同时坚持以人为本、依法治国、科学发展、转型升级的国家治理方略等。但是从严谨的学术研究角度来讲，迄今我们还不能说在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解释与建构上取得了较大的成果。此次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可谓承上启下，万众期盼。但是我们需要思考，要如何推进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或模式研究的理论自信和深入践行全面社会改革的总目标？以下主要集中于威权主义政治形态下的国家治理研究、两个维度的国家治理经验和未来国家治理研究要回答的一些问题展开讨论。 一、威权主义政治形态下的国家治理研究 西方学者惯于用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来形容法西斯政权和冷战时期的共产主义国家政权特点①；有人则用“全能主义”（Totalism）来概括建国后相当长时期的特定政治形式[1]；而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则被西方社会科学界用来描绘二战以来后发现代化国家（主要是拉美、东亚及东南亚）的政治转型特点，中国也未能幸免。[2] 一般来讲，极权主义与威权主义存在两个方面的根本区别：（1）极权主义政体中魅力型（Charisma）领导人往往依靠个人先知先觉的领导力和超级权力，抛开政府行政机构直接发动群众，通过政治动员和群众运动的方式达成国家目标。（2）极权主义政体通常有一个无比纯洁的意识形态纲领，不需要通过政绩合法性来获得政治支持，而威权主义通常寻求国家控制和现状稳定的最大化，需要高速的经济增长以及社会福利与生活水平提高来获得民众支持。除此以外，威权主义系统允许民众私人生活的存在，容忍社会的有限开放和社会组织的多元存在，缺少严格的整齐划一的意识形态纲领指导，领导人一般在相对可预测的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力。但是在社会精神文明及官员腐败和惩治腐败方面，极权主义政权要好得多。二者的共同点是一般都存在一个独大的政党、一个最高领导人、一个自上而下的统一政治纲领、一个核心领导委员会等特征，严格来说，极权主义是威权主义的极端表现形式。② 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已然成为全球最大的政治经济社会转型试验场，或可曰最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引起了海外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们的极大兴趣，迄今针对当代中国政权特点和性质的威权主义解释逾10种之多。③这些威权主义解释总体上坚持韧性（Resilience）、弹性（Flexibility）、适应性（Adaptability）和持久性（Dura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