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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會論文 20世紀易學的回顧與省思 ——兼論出土易學文獻研究的重要意義 劉大鈞( （山東大學 易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 中國思想文化的根柢在儒家，儒家思想文化的命脈是經學，而在儒家五經四書的經典系統中，《周易》雄居諸經之首，被認為是中國文化的源頭活水，其影響深入到傳統文化的各個方面，塑造了中國文化的偉大品格。馮友蘭先生曾說，一部《周易》就是中華文明的精神現象學。三千多年的易學文化發展史，也就成了中國文化發展的最具代表性的縮影。20世紀的易學身處中西古今之爭的巨大漩渦中，在中華文化發生整體性變革的時代，它自身也迎來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如果對20世紀的易學研究作一番回顧與總結，其中有兩件最重要的“大事”：一是受西方學術思想的影響，學者們打破兩千多年的傳統易學研究模式，用新的研究視野和歷史觀念對易學展開了全新的研究；二是一些極具研究價值的易學考古文獻的發現，為我們提供了新的文獻資料，展現了早期易學的豐富面貌，也解決了易學史上許多長期懸疑的問題。 就第一點來說，西方學術思想的衝擊，帶來了歷史觀念的更新和研究方法的轉換，人們打破了古代易學“象數”“義理”、“漢學”“宋學”以及《易》的“經”與“緯”的研究範式，開闢出“《周易》經傳研究”、“《周易》哲學研究”、“《周易》與自然科學研究”、“易學史研究”等新的研究領域。尤以在“《周易》經傳研究”方面，以活躍於上個世紀30年代的古史辨派，最具代表性。他們除去蒙在《周易》上的神聖光環，將其視之為古籍文獻之一，從性質、年代、作者、起源等問題上進行客觀的研究。新的歷史觀念下的《周易》經傳研究，成了20世紀前半葉易學研究的核心。顧頡剛、余永梁、郭沫若、錢穆、屈萬里、李鏡池等對《周易》經傳作者及成書年代、性質進行了全新的研究與討論。其中傑出者如顧頡剛，利用殷墟甲骨卜辭等出土資料，證明了卦爻辭的著作年代基本上是在西周初葉，其後的諸多研究也多是為這一觀點作補充或發展，終不能超過或推翻它。“五四”運動以後，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一批學者開始從唯物史觀的角度來研究《周易》，其中如郭沫若，雖然和古史辨派一樣都將《周易》古經視作歷史史料（就時間來說，郭氏關於《周易》中殷周史的研究成果的發表要早于顧氏），但卻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揭示了殷周社會的政治社會結構和精神生產狀況。這些關於《周易》古史的研究，雖然有些論述不夠嚴謹，推斷過當，但是卻為易學研究開闢了一個新的論域，既大大推進了早期易學的研究，也拓展了中國上古史的研究。而與《周易》古史研究同時，以于省吾、江紹原、聞一多、高亨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展開了對《周易》經文本身的研究。這些研究不再如古人那樣把《周易》古經當作聖經寶典，而是認為其中既沒有精微淵深的玄理，也沒有進德修業的道德說教，卦爻辭都是卜筮的記錄，因此重點就在於揭示卦爻辭作為卜辭的真實含義，古代易學的象數派和義理派的研究路數都被否定掉了。這些個研究雖然在今天看來從基本觀念到研究方法，都有很多值得商榷甚至錯誤的地方，但在當時都是頗具革命性的，衝破了傳統易學經文研究的藩籬，創立了新的《周易》古經研究的範式。以上所述既是20世紀前半葉易學研究的最為突出之處，也是整個20世紀《周易》古經研究的最大亮點。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些探索中，由於當時所見資料的限制，對《易傳》十篇的成書年代多數學者基本界定在戰國時期。正如吳懷祺先生在《周易研究八十年》中總結近八十年來學者們在此問題上的研究說：“《易傳》寫成時間，各家說法更多，《十翼》中各部分寫作先後的順序及寫作年代，同樣眾說紛紜，一般說，《易傳》的基本部分是戰國時期的作品。”這是現代多數學者的見解，我原先也認為《易傳》主要篇章成書于戰國中期，但是隨著近年來馬王堆帛書《易傳》研究的深入，這一說法恐怕將成為問題，對此下文將有探討，茲不贅述。 《周易》一書最不同於其他經典之處在於它的象數系統。“象數”一詞，最早恐見之于《左傳》僖公十五年：“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杜預注云：“言龜以象示，筮以數告，象數相因而生，然後有占。”《左傳正義》釋此曰：“卜之用龜，灼以出兆，是龜以金木水火土之象而告人。筮之用蓍，揲以為卦，是蓍以陰陽蓍策之數而告人也。”因“《易》為筮卜之書”（《漢書·儒林傳》語），故“象數”之本義應出自卜筮。《繫辭》云：“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周易》“義理”的出現，正是伴隨著“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而產生的。清人魏荔彤在《大易通解》中說：“《易》之義理本自象數出，未有繫辭以前為無文字之《易》，則義理為體也，象數為用也；既有繫辭以後，象數反為體，義理因辭而著，又為用矣。”此段文字是對《繫辭》之“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