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虚构叙事的艺术源流.doc

传播伦理：中心、趋势与争鸣 理查德?约翰内森 著；李唯梁 译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本文展示了传播领域中伦理学的中心（既包括理论性的，也包括职业性的）。接下来，本文说明了传播伦理学术领域中的七个趋势：（1）有关媒介伦理和新闻伦理的书大量涌现；（2）对个人伦理和社会或制度伦理的双重强调；（3）识别自由和责任之间的相互关系；（4）组织传播语境下的伦理学术研究；（5）各种各样的女性主义者对传播伦理的贡献；（6）从女性主义视角展开的“关怀伦理”学术研究；（7）尝试将古希腊的德性伦理学传统应用于当代的传播语境之中。最后，本文探寻了传播伦理学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六个争论或挑战：（1）我们能否形成一个关于“自我”的可行概念，以将之作为传播中的伦理行动者ethical agent？（2）我们能否发展出一种后现代传播伦理理论（或后现代传播伦理学）？（3）我们能否恰当地为传播活动寻找到一种最低限度的跨文化伦理标准？（4）我们能否认识到多元化和边缘化在发展传播伦理过程中扮演的角色？（5）我们能否针对互联网和网络空间提出一种可行的传播伦理？（6）一些关于“羞愧”的概念对传播伦理具有合理性吗？ 身处21世纪的开端，在传播研究的子领域就关键假定、趋势、议题、争论和挑战进行反思是非常有益的。首先，我将展示人类传播过程和传播职业的伦理中心。接下来，我将说明当前传播伦理学术领域出现的七个趋势。最后，我将探讨在后现代时期，传播伦理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六个争论和挑战。 一、中心 （一）理论性的 伦理问题，即关于正确与错误、德性与邪恶、何为道德义务的度量，我认为是内在于人类传播过程的。传统的伦理学家认为，伦理问题源自于人类的行为，每当行为包含对方法和结果的有意识选择，每当行为能对他人造成显著的影响，每当行为要服从于对有关对错标准的判断。如果我们的行为不对他人产生显著的物质性或象征性的影响，伦理问题就不那么有相关性了。如果在我们的行为中没有或几乎没有有意识的自由选择，如果我们是被迫行事的，那么伦理问题与我们的行为也就毫无关涉了。 在我看来，人类传播过程是人类行为的一种范式，它内在地包含着伦理问题，而无论我们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甚至是否面对这些问题。一般而言，在人类传播中，我们会就方法和结果做出有意识的选择。并且一般而言，我们的传播行为会对他人产生影响。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们的一些选择和影响都要服从于对有关道德对错程度的判断。在这里，正如贯穿本文一样，我或多或少交替使用伦理和道德概念。 至少自柏拉图将修辞学贬斥为诡辩术，并且将其描述为和烹饪术一样不属于在智力上值得尊敬的技艺开始，伦理问题便开始成为传播理论和实践的中心。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将修辞学描述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offshoot。今天，来自哲学、修辞学、社会学和传播学界的不同学者都认为，伦理的确是人类传播过程的一个中心维度。肯尼思-伯克和理查德-M.韦弗，修辞学家中政治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各自代表，同样认为人类在对语言的运用过程中有必要涉及伦理责任问题。华莱士-梅森描述了人类创造和使用符号的根本能力将不可避免地导向讲实话和信守承诺的伦理规范。 哲学家马丁-布伯将自我或个体视作通过在关系领域realm of between连续不断的人际互动建构而成的——不同程度上的对话或独白式的符号互动。这种传播在不同程度上或多或少具有伦理性质，并且我们的伦理责任源于一种“我和你I-Thou”关系。对于哲学家伊曼努尔-列维纳斯来说，伦理学的基石就是我与他人直接或间接的相遇encounter。我的伦理义务是就他人Other向我发出的呼唤进行倾听和做出反应，尤其是这个他者是位陌生人或需要帮助的人。追随着列维纳斯，齐格蒙德-鲍曼在《后现代伦理》一书中指出，我向他人做出回应的义务并不依赖于他人是否或如何向我做出回应。我的伦理义务依赖于“一种无根据的、非理性的、无可争辩的、无任何借口的前提假定，以及无论发生何事都以难以估量的驱动力延伸至他人，以关怀、以此为生活目的”。 德国批判理论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发展出了一种关于沟通能力和沟通行动的广泛理论。由于将人类视为在关于他们自己的社会和沟通建设中是独一无二的角色，哈贝马斯在《道德意识与沟通行动》一书中强调了公正和团结所要求的基本伦理原则。公正要求个人之间平等的权力和平等的尊重，而团结则要求“心意相通和对邻人幸福的关心”。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家塞拉-本哈比提出“道德判断的实践是无处不在和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置身于一种人类关系网中”。实际上，“道德的领域是如此地深陷于”这些关系之中，以至于“逃避道德判断就相当于在人类共同体中停止互动、交谈和行动”。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传统为修辞学家詹姆斯-麦金的书《以共同体超越混乱：关于传播伦理的一种生态学观点》提供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