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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刑事立案程序缺陷和其改进 　　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立案程序的规定在理论上缺乏充足的根据，客观上不符合侦查规律，实践中难以操作，既无助于推动侦查，也不利于保障人权，还导致一些不良后果，必须进行改进。 一、我国刑事立案程序的缺陷 从立法的原意看，中国选择立案程序主观目的是为了控制侦查权的滥用和侦查懈怠，严格控制侦查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促使侦查人员一定要履行职责积极侦查，不能不侦查。应该说主观愿望是好的，但实际效果并非如此。由于立案程序的设计缺乏理论上的支撑，与实践脱节，严重影响和阻碍侦查功能的发挥，导致了一系列不良后果。 （一）立案程序被虚置 立案程序被虚置，是指实际办案中办案人员根本不按照立案程序的要求办理立案手续，不理会法律关于立案的规定。由于法律规定的立案条件不具有可操作性，为了及时发现犯罪、打击犯罪，侦查机关在实践中必然脱离法律的规定而自行其是，不办立案手续就展开侦查，等侦查结束了再补办手续。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需要和不科学的程序设计之间无所适从，最后往往选择了不办立案手续，违法办案，这就导致立案程序事实上被虚置。 （二）检察机关无法按照法律规定办案，自己设计初查制度，初查异化为侦查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立案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认为有犯罪事实，二是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由于检察机关管辖案件的特殊性，在侦查之初往往只有一封举报信，或者其他的犯罪信息，面对这样的条件，检察机关根本无法做出立案或者不立案的决定。而不立案又不合法，不能进行侦查，检察机关只好另谋出路，通过制定司法解释的方式自行降低侦查程序启动的标准，设置了“初查”制度。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定，“初查是检察机关对案件线索在立案前依法进行的审查，包括必要的调查。”《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73条规定，在初查过程中，可以采取询问、查询、勘验、鉴定、调取证据材料等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不得对初查对象采取强制措施，不得查封、扣押、冻结初查对象的财产。由于初查可以仅根据举报线索而发动，具有较强的随机性特征，这就使检察侦查机关可以绕过立案程序，随机性地启动侦查程序，而立法所规定的正式程序即立案程序被虚置不用了。然而，侦查人员进行“初查”时，不采用侦查手段是无法获取证据的。为了获取证据，侦查人员必需采用相应的侦查手段（如询问证人、检查帐目、讯问犯罪嫌疑人等）进行调查，这必然导致侦查手段的非法使用。也就是说，依法应在立案后实施的侦查权，在“立案前审查”或“初查”阶段就被使用了，出现“侦查行为前置”、“初查制度异化为侦查制度”的现象。实践中大量的侦查行为、侦查措施在初查中被使用，初查措施超过了《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的“审查”的内涵和外延，有时也超越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73条对初查的种种限制规定，初查行为已变成事实上的侦查行为，初查异化为侦查，初查阶段滥用侦查手段。与此相应的是侦查权的虚置。由于靠初查破案，立案以后，案件事实已基本清楚，案件的主要框架在立案前已基本确定。法律规定的侦查权实际上对案件的定性、定量已无更进一步的积极作用，立案后的侦查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立案后侦查权的作用被虚化了。 不仅如此，由于立案条件设置过高，为了化解风险，减小压力，绕开立案程序，越来越多的检察机关主动寻求纪检监察部门的支持，依赖纪检监察部门的“双规”来进行案件的初期调查。 （三）立案条件过高，立案难，致使侦查不作为，有漏案，案件得不到及时侦查，放纵罪犯 立案程序对立案条件设置了较高的门坎，再加上错案追究，撤案严格控制等刑事政策的影响，使侦查机关在立案时持谨慎态度，立案把握上从严，即出现人为地将立案的条件升格，提出“立得了，捕得下，诉得出，判得了”的要求。这一要求使侦查人员在立案时就要考虑到案件的最后处理，立案条件上升为判决要求，结果导致一部分案件出于谨慎考虑而不立案。从公安机关的侦查看，容易使侦查机关对本应该按刑事案件查处的案件被当成是一般治安案件来办理，也直接导致了在司法机关之间互相推诿、群众控告、举报无门的问题，最终给群众带来告状难、立案难的问题，使一部分犯罪分子逃脱了法律严惩，受害人的生命财产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各级检察机关进行立案监督，应当立而没有立，检察机关通知立案的情况居高不下，1998年是5027件，2000年是20809件，2001年是18447件，2005年16662件，2006年是17940件。“从立案程序启动刑事诉讼不符合诉讼的逻辑和规律，减损了刑事诉讼惩罚、打击犯罪的机能”。在检察机关侦查中，由于初查侦查化，侦查虚置，导致案件查不透，放纵犯罪的情况可能更为严重。司法实践中，由于初查缺乏法定的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