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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胡风与文坛思想斗争论析 　　摘要：通过梳理20世纪40年代胡风及其希望社与文坛的思想斗争，与政治性力量的摩擦和对抗，呈现40年代文艺论争的复杂面貌，认识胡风文艺思想的形成特征以及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分歧所在，廓清并理解这段文学历史，进而透视到40年代文艺思想的论争与建国后胡风事件发生的内在联系。 　　关键词：胡风；希望社；40年代；思想论争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1)05－0033－06 　　一、伏笔：30年代以来的文艺思想论争 　　梳理20世纪40年代胡风及其希望社与文坛的思想斗争，与政治性力量的摩擦和对抗，必须从胡风30年代参与的文艺论争谈起。 　　胡风参与的第一场重要文艺论战是发生在1936年的关于“典型”问题的论争，这是胡风进行现代文艺论争的开始，也是胡风与周扬理论分歧的发端。其后发生的“两个口号???论争，由于涉及建立文艺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问题，也因为鲁迅先生的参与，引起文艺界乃至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文艺界特别是追随鲁迅先生的一批文学青年，从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篇著名文章中认识和理解了胡风，使胡风在文坛和文学青年当中具有了相当大的感召力，而所谓宗派对立的根子也由此埋下。 　　与胡风相关的另一场重要的思想论战是1939年开始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这场论战在延安、重庆等地的文艺界大规模地展开，由于它从文学形式问题的探讨出发，逐渐引申到新民主主义文学的发展方向问题，所以讨论波及面广阔，影响深远。此时的胡风正在不遗余力地反对抗战以来文坛上种种不良风气，在斗争中开始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在这场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中，胡风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曾经发生在国统区重庆的那场讨论，胡风并没有参加，但他一直关注着论争的过程，双方的文章也都通读了。胡风意识到论争的关键，是要打破向林冰形式辩证法的自有体系，揭露向林冰的“中心源泉说”和“移植形式论”。胡风决定从新文学发展的实际过程出发，结合文艺实践的现实情势进行讨论，有力地回击民粹主义和复古主义。1940年底，胡风撰写和出版了《论民族形式问题》这一总结性的五万言长文。正如胡风所说，他探讨的“不是一个单纯的形式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到整个“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途径问题。所以，胡风“是没有离开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立场来理解民族形式问题的”。这篇文章标志着胡风“主观战斗精神”为核心的现实主义理论走向自觉，胡风的文艺思想开始走向成熟。 　　这场论争发生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前的国统区，是一场相对独立的讨论，但后来人们在批判胡风的观点时，多将其与毛泽东的论断相对应，罗织出胡风在民族形式问题上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相悖之处，造成一种印象，就是胡风与毛泽东的思想矛盾在此时已经形成了，由此引起的对胡风的非难，其性质显然比较严重了。但胡风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批评的中心对象是向林冰，凡是论及的人和观点，也都是提了名的。而且胡风以为自己在重庆的讨论文章与毛泽东提到的“民族形式”问题以及在延安的讨论应该是各行其事，并没有明确的针对性，观点固然不同甚至存在某些对立，但胡风并非有意挑战毛泽东，因为毛泽东和向林冰立论的背景不同，现实依据也有差别，对向林冰的批评文章，不能牵强为是挑战毛泽东。胡风自认为问题是很清楚的，但实际情况并不这样简单。虽然胡风长久以来对毛泽东深怀敬意，但并没有影响到胡风对自己文艺思想的独立建构，虽然胡风著述《论民族形式问题》并无意与延安的官方文艺思想直接冲撞，但确实是客观上形成了各自为政的局面。而且，毛泽东和胡风作为政治家和文艺家的不同角色职能已经决定他们之间的分歧必然带来极其不利于胡风的后果，特别是1942年毛泽东《讲话》发表以后，情形就更加明白了，只是书生意气的胡风迟迟不能够自觉到问题的严重性。 　　在文艺民族形式的论战中，看起来是胡风一人代表论战一方，而实际上，胡风也代表着和他持有相同观点的一批同道伙友。早在1938年4月24日，七月社在武汉组织召开了议题为《宣传?文学?旧形式的利用》座谈会，社团成员在此问题上持有基本一致的认识。聂绀弩说：“我以为利用旧形式，一定要和实际联系，否则意义是很少的。”“用旧形式写出的东西，比之于新形式的作品，总要粗浅或低级一点。”艾青的观点也很明确：“我要说我自己对于利用旧形式这一口号是取怀疑的态度的。如其为了宣传不得不利用旧形式，我们也应该有利用的界限。宣传与文学是不能混在一起说的。我们的文学革命已这么多年了，一开始，它就否定了旧形式，现在如果又把旧形式肯定了，将来不是又要重新来一次否定么?”他们强调利用的“界限”，强调现实宣传和文学长远发展的区别，希望在抗战中成长起来的文学有“适当的新形式”，成为“更高风格的文学”，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