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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证据规定”的现实困境 　　[摘要]“两个证据规定”颁布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证据规则”的规定较原则，可操作性不强。在这种背景下，“两个证据规定”应运而生，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改革具有非凡意义。另一方面，从2010年7月1日“两个证据规定”生效之日起至今已有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两个证据规定”远非完美，现实的落实情况也并非如同预计的那样顺利。究竟有哪些因素会阻碍“两个证据规定”的落实，值得我们思考。通过对“两个证据规定”现实困境的研究，寻找解决阻碍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改革桎梏的源头，是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共同呼唤。 　　[关键词]两个证据规定；刑事证据制度；证据裁判；现实困境 　　[中图分类号]DF7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1)01-0055-2.5 　　 　　一、“两个证据规定”之辩证论 　　 　　“两个证据规定”颁布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证据规则”的规定较原则，可操作性不强。我国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规定仅八条，且这些规定多是一般性的原则规定，与实际的办案过程和具体运用存在一定的差距。另一方面，我国过去的制度改革常采取运动式的清理，比如“超期羁押、非法羁押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就是通过发动几次运动来进行清理，同时采取部门式的司法解释来规范内部系统。这种运动式的清理不具备渐进式改革的特点，没有持续性，很难从源头上改进状况。因此，证据的规范程度在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亟待提高。 　　在这样的背景下，“两个证据规定”应孕而生，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改革意义重大。 　　“两个证据规定”对刑事证据规则的发展是采取“通过特殊的案件类型来引发”的，譬如刑事案件中二审开庭。过去刑事案件中二审开庭是一个争议极多的问题，在实践中基本是不开庭的。现在，通过在死刑案件中的试点然后进行推广。笔者认为这种立法技术弥补了以往运动式清理的缺陷，具备渐进性，在刑事证据规定也可延续这种思维方式及立法技术。 　　此外，“两个证据规定”以证据为中心对我国既有的刑事证据制度进行了完善和发展，进一步凸显证据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核心地位。同时在统一刑事诉讼中“证据规则”的基础上，通过对既有刑事证据制度的补充和完善，建立非法证据排除的体系，增强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操作性，有利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落到实处，夯实了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 　　然而对于“两个证据规定”的进步性和推动性，我们应辩证地评价和分析。尽管学界对“两个证据规定的出台”普遍持欢迎和赞赏之态度，但任何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其在实践中的落实情况往往会出现落差，需要及时地进行反馈与修正才能真正实现立法者的意图。而“两个证据规定”也不例外。由于我国公检法一体化的情况非常严重，所以这种规则肯定会有折扣，很可能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究竟有哪些因素会阻碍“两个证据规定”的落实，值得我们思考。 　　 　　二、“两个证据规定”之现实困境 　　 　　(一)“两个证据规定”法律位阶的不确定 　　虽然“两个证据规定”对于统一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规则”有积极作用，且有较高的地位，能够夯实我国刑事证据制度，但其与法律冲突的选择是一个不得不提的问题。从规定的制定机构看，“两个证据规定”是由两院三部共同颁布的；从内容要件看，“两个证据规定”不属于立法；从形式要件看，“两个证据规定”又不是司法解释。这些无疑都对“两个证据规定”的落实造成现实的阻碍。因此，立法机关应当尽快确定“两个证据规定”的法律地位。 　　 　　(二)司法制度和执法环境的偏袒性 　　首先我国长期奉行的是“侦查中心主义”。尽管伴随着法治化进程的不断前行，我国法治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可是就目前而言，我国侦检审三者的地位仍然以“侦查”为中心，是超强侦查中心主义的典型代表，“审判中心主义”并没有真正确立。其次，在制度上，公检法三机关间配合有余，司法难以独立。此外，法治化进程中法律法规的正当性程度不高，侦查程序关于证据收集环节中存在漏洞、瑕疵，易出现偏袒性。此种偏袒性彰显了我国侦查程序的职权主义过强，过分照顾侦查机关的需要，对公民权利的需要考虑的不多。如此的法并非真正的“善法”，而是披着善法外衣的“恶法”。 　　 　　(三)司法偏见的阻滞作用 　　在实务中，“司法偏见”主要存在以下三种形式：第一，刻板印象，即办案人员针对特定的人员的特定特征加以概括，形成的某种特定的认识；第二，现实冲突，在司法实践中体现为“诉讼利益”。此种诉讼利益的冲突可能导致司法偏见的产生；第三，制度化歧视。这令司法机关对证据的采信带有功利色彩，认识上容易产生偏差，程序规则在很大程度上会被扭曲。这三种形式的司法偏见会使得办案人员在面对具体案件时出现认识偏差，从而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