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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论”之辩 　　改革开放初期,外商对投资环境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等硬件环境上,现在他们的批评重点则转移到了投资软环境,外企的本轮抱怨并不是偶然,而是自2005、2006年出现的对外资摇摆态度的累积效应。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使外企与中国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协调一致,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对待外资企业的问题。 　　 　　2010年12月1日开始,外资企业将适用国务院1985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和1986年发布的《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被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至此,我国内外资企业所有的税种全部实现统一,这一调整被认为是外资企业在华超国民待遇时代的正式终结。自2007年新税法出台,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以来,外资企业开始面临竞争更为激烈的商业环境。 　　在超国民身份被逐渐剥去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外资企业的不满和抱怨,关于中国商业气候的话题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2010年上半年,英国《金融时报》、美国《华尔街日报》先后分别以《在华外企怨言增加》、《批评中国政策外企高管更加直言不讳》发表了一些外资企业对于中国投资环境的“抱怨”。“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论”一时四起。 　　与改革开放初期被“热烈欢迎”的程度相比,外资不再是处处优先、来之即用。其与中国经济的关系似乎出现了复杂化的倾向。而这背后的实质是中国经济转变增长方式、实现产业升级的转型阶段,如何精细化利用外资的问题,不唯数量,更重质量,对外资进行必要的调控,引导资本流向更为需要的行业和地区。 　　 　　外资抱怨难获国民待遇 　　 　　“2007年两税合一、今年12月份将要征收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对外资企业的影响并不是很大。”长期从事跨国公司研究的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王志乐说,一些跨国公司的抱怨不是因为超国民待遇身份的消失,而是在当前的竞争环境下,外资企业难以获得国民身份。 　　相比于税收优惠政策的消失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外资企业的抱怨更多集中在自主创新产品的认定、中国政府采购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今年以来,跨国公司高管的抱怨之??似乎出现于各种场合:美国驻华使馆公使衔贸易参赞安凯彬认为中国政府采购政策的表述不够清晰,常常引起美国企业的过分忧虑;微软公司CEO鲍尔默声称中国薄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将会拖累科技产业的发展;巴斯夫欧洲公司执行董事会主席贺斌杰抨击中国对外资企业的限制措施,并抱怨外资企业不得不将业务和技术诀窍转让给中资公司,以换取市场准入;西门子CEO罗旭德则希望德国公司在中国被同等对待,技术转让应严格遵守自愿原则,呼吁对在汽车和金融部门的外国投资减少限制;通用电气董事长伊梅尔特也发出了“外国企业在中国做生意越来越难”的感慨。 　　跨国公司的抱怨代表了外企的普遍担忧,‘中国欧盟商会此前发布的《2010～2011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中提到,2008年,在欧盟对外直接投资中,只有不到3%流向了中国,这并不是因为欧洲企业不愿意扩展其在中国的业务,而是他们面临的障碍及风险超过了董事会和股东所能接受的范围。其所称的“风险”,是中国监管环境前景的不确定性和市场准入方面的限制。 　　而中国欧盟商会主席戴杰在接受采访时亦表示:“劳工开支在经济增长中应该是正常和必须的,想要获得更大的发展,成本就会增加,不可能鱼与熊掌皆得,我们的公司对这一点非常清楚。至于税收环境,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并没有要求从税收政策中得到好处。”他声称,能够让外资公司参与市场的公平竞争更为重要,虽然中国政府也在发出更多的友好信号,欢迎外国投资者,但实际情况是,投资却变得越来越困难。 　　这种担忧在2009年达到了高峰。2009年10月30日,科技部、发改委、财政部发出了《关于开展2009年国家自主创新产品认定工作的通知》,《通知》的附件中对国家自主创新产品的认定条件做出了规定:“申报单位对知识产权使用、处置、二次开发不受境外他人的限制”,并要求“产品销售使用的商标初始注册地应为中国境内,且不受境外相关产品品牌的制约”。根据这样的条件,外资企业认为自己的产品基本上被排除在“自主创新产品”之外了,将在政府采购以及国家项目采购中处于不利地位。 　　尽管这个条款在2010年被修改为“在中国境内具有中国法人资格的产品生产单位,均可自愿申请国家自主创新产品认定”,但仍然未能减少外资的批评之声,关于中国投资环境恶化的言论依旧不绝于耳。“企业在做经营决策、决定投资与否的时候,会综合考虑积极和消极的因素,积极的因素有市场吸引力、利润空间,消极因素则是来自市场、消费者以及制度的风险。我们必须在风险和回报、利益和困难之间做出平衡。”戴杰称,虽然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但是如果风险因素超过了市场因素,企业将不可避免地做出消极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