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撷金之二：管仲论金融雄踞世界第一.docVIP

史海撷金之二：管仲论金融雄踞世界第一 　　数百年后的齐国，又出了一位同姜子牙一样早期命运坎坷，也同样具有雄才大略的伟人――管仲。 　　早期经商赔本、做官被逐、打仗败北、因辅佐公子纠沦为阶下囚的管仲，后经鲍叔牙力荐，齐桓公摈弃私仇，任他为相。 　　随后，又被齐桓公尊为“仲父”的管仲，奉命主持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金融改革。专家概括主要为五个方面： 　　一、推行“以农为本，本末并举”的产业战略政策； 　　二、大力改革农业税收形式，工商税则注意“寓税于价”、“与之为取”，按土地分等征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 　　三、铸造货币，调剂物价，充分发挥货币的宏观调控作用，运用轻重之术，驾驭国家经济，充实国家财政； 　　四、发展盐铁业，因时而动、热情服务以搞好对外贸易； 　　五、提倡特殊情况下的“侈靡”，扩大消费以刺激生产。 　　管仲（约前723或前716～前645）春秋时期齐国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经济战略家和金融理论家。名夷吾，谥曰敬仲，史称管子。齐国颍上（今安徽颍上）人。 　　管仲少年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生活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有《管子》一书传世。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 　　他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请听，两千多年前的管子说得何等好啊： 　　“政令之所以能推行，在于顺应民心；政令之所以废弛，在于违背民心。”（《管子?牧民》） 　　管仲最伟大之处就在于对人性的了解，承认人之天性，故政策的核心是“顺民心”。 　　可以说，齐国的富裕和强大主要得益于管仲精致的思想和严格而高效的管治。 　　正是因为管仲的思想被李悝、商鞅、李斯、萧何、陈平、桑弘羊、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等人一代代的传播和应用，才使得中国的经济、金融思想和经济金融事业在春秋战国、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朱明王朝乃至康乾盛世这一颇长的历史时期内，都领先世界。 　　直到最近数百年，由于中国发展的停滞，同时由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的推动，才使英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经济金融水平逐步超越了中国。 　　亚当?斯密（1723～1790）西方经济学泰斗。生于苏格兰法夫郡的寇克卡迪。 　　1776年3月，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所引发的讨论，在英国本土产生巨大影响，连欧洲大陆和美洲也为之疯狂。也正因为这本巨著，世人尊亚当?斯密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和“自由企业的守护神”。 　　他在《国富论》中，提到康熙乾隆时期的中国经济，与五百年前马可?波罗（1254～1324）所描绘的中国完全没有长进。 　　邹艺湘在《漫话管仲及三千年经济思想》一文中指出：“包括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在内的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都有致命的缺陷，陷入‘否定之否定’的怪圈中而不能自拔，离现实经济越来越远。所以，索罗斯要成立基金支持全新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而像克格鲁曼这些新一代的经济学家已经完全抛开理论，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谈经济学了。所以，很多学院派经济学家认为他不是经济学家，尽管他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果有一天索罗斯和克格鲁曼读到《管子》，一定会有相见恨晚之感。” 　　遗憾的是，当中国渐渐遗忘管仲而沉迷于程朱理学时，欧洲的文艺复兴正好走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舞台。 　　当中国夜郎自大、闭关锁国以天朝自居时，英国和欧洲已开始工业革命，开放国际贸易，走向资本主义的新时代。 　　思想的开放和贸易的开放是英国和欧洲后来居上、超过中国的主要之因，而亚当?斯密和他的《国富论》在英国和欧洲的崛起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管仲在齐国的崛起和随后中国的几个盛世中所起的作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跟管仲一样，亚当?斯密也看到了人性的两重性――既有自私自利的一面，也有美好道德情操的一面。 　　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道德情操等观点，在管仲那里都能找到与之对应的阐述。 　　也许，不是管仲比亚当?斯密早了两千多年，许多人还会认定管仲抄袭了亚当?斯密。 　　这也难怪，因为在一些人眼里，外国的月亮总是比中国的圆。殊不知我们祖先时代的月亮，比外国的月亮早圆了数千年。 　　至今还听到有人喋喋不休，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来自老子的“无为而治”，至少是受了老子思想的启发。 　　与其说是抄袭谁或受谁之启发，不如说更可能是来自于英雄所见略同。 　　据说当代有一些人总指责别人抄袭了他的作品，但首先要搞清楚的是，他的作品是源于古代或前人的作品，还是绝对为自己首创。 　　倘若源于古代或前人的作品，君就拉倒吧！君既源于古代或前人的作品，那他人也源于古代或前人的作品，与君又何干呢？抄袭又从何谈起呢？ 　　难道说，君用了前人的作品，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