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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沈从文作品文体意识及其因果关系 　　摘 要： 沈从文先生素有“文体作家”之名，其在文本创作方面始终表现出强烈的文体意识。这种意识产生的文体由饱受诟病到褒贬合一再而到如今的赞赏性解读，文本内容与文体结构的和谐适应不可否认。而沈从文先生也并非偶然产生这样的文体意识，而是在所处时代背景、自身文化背景、个人心理因素（创作需要等）的共同作用下形成对文体使用与创新的自我要求，这同样对其文本的阐述、思想的表达产生一定影响，使其虽有人物塑造经典较少而结构松散之“失”却并无伤大雅，就《边城》而言，反而成就其语言美、意境美、个性美的艺术效果。 　　关键词： 沈从文文体意识 因果关系 结构与文本 艺术效果 　　作为现代成书最多的作家，凭借其在现代文坛的地位，沈从文先生身上的“标签”并不鲜见--现代小说家、散文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等自不必一一罗列，而“文体作家”显然是其中颇具公认性的一个。在现行各种现代文学史版本中，以“文体作家”这一称谓来归纳和概述沈从文作品的艺术特征是较为普遍的叙述策略。① 　　于“文体作家”之称谓，褒贬各有所用意，赞其形式新颖者不在少数，暗含讽刺者亦有人在。但不可否认的是，以“文体”修饰其身份“作家”，沈先生在文体把握、转换、创新方面自有其独到之处。从文体运用视之，沈从文先生也定是有意识地过文体之独特来展现文本内容，是故意为之。那么，这种文体意识如何落于其笔下，又如何于文字间流露？这牵扯到文体意识在作品中的运用，仍需细细思量。而褒贬虽各有论证，方向、落脚点皆有不同，真正重点却在于这种文体结构与文本内容之关系，文体结构的运用需与文本内容相适应才可谓运用恰当。二者关系之讨论亦少不了一番探究。更何况其文体特立独行于一众作家之列，自有其原因。 　　而《边城》乃沈从文先生的代表作，提起沈从文，《边城》就自然会被提及，地位大致是要与沈先生画上等号的。《边城》出现于沈从文文本写作和文体运用的双重成熟期，沈先生之思想内容、生活背景乃至其文体问题，皆可以从中得知。因而由此着手，挖掘沈先生文体意识独特性所在，得失因果亦得以揭晓。 　　今从“文体作家”称谓出发，由经典作品《边城》着手进行分析，文体意识所体现，褒扬贬讽所正解，得失因果所落脚，便可由此得出。 　　一、文体作家的文体意识 　　大多时候，一个作家多以某一种文体或某几种文体见长，此一种或多种文体与寻常人所用并无过大差别。或小说，或散文，或戏剧，或者是其他一切文体形式，总之一定在某种程度上遵循各自文体范式，或有差别，却也未曾差之甚远。而在作品创作中，“文体不拘常例，故事不拘常格。”②不局限于某一种文体，而突破现有结构，尝试各种体式、结构进行创作，创新性的将多种文体运用于一份作品之中，且时时有变，这便是沈从文独有的文体意识的呈现，同样也是其“文体作家”得名之因。 　　“文体作家”是对其致力文体的运用及进行文体创新的一种确认。不可否认的是，沈先生作为作家，以“文体”修饰限定，恰恰是对其文体意识存在性的一种认同。试想，若是一位作家在无意识下变换文体，势必很难以这样多变的文体姿态展现作品文本内容。同时如果沈先生无意于对文体变幻的把握，而是写作过程的无意识创作外化为文体结构的变幻，其变幻自是不会被如此明显地被捕捉到，甚至在文学史中留下“文体作家”的称谓。那么，当我们谈及沈从文，或许只是“随性作家”罢了。更何况对于知名作家而言，尤其是当其文字已经成熟并且定型，当涉及某一文体时，其写作结构往往已经形成固定范式，以某种经典而独特的套路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这被人们看作是这些笔墨大家成名后难以克服的文体桎梏。然而这样的情况沈生从文先生身上印证。沈先生对于某些固定文体格式并不一以贯之，甚至连他自己创造的抒情小说或是其他范式都在不断打破，这并非符合常态的作家发展规律，可见这是一种颇似在规律中挣扎的人为作用，是一种对文体创新的有意为之，以文体意识而得以存在。 　　文体意识是一种关于“文体”运用的意识，是针对文体的主动探索。那么，何为文体？在一般的概念中，文体指一定的语言秩序下形成的文本体式，即为文章风格、结构或体裁。“文体”二字作此意解释自古便有。南朝梁钟嵘在《诗品》中说：“宋徵士陶潜诗，其源出於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静，殆无长语。”其中“文体”便指向文章风格。金王若虚《论语辨惑四》中提及“晦庵载一李氏者之说，曰此章及六言、六蔽、五美、四恶之类，皆与前后文体大不相似。”在此句中“文体”则是文章结构、体裁之意。这是关于文体最为基本之意，在关于沈从文最初得“文体家”之名时，苏雪林在《沈从文论》中所针对的就是文章结构与体裁。在苏雪林所述中，沈从文进行多种文体尝试，“他的小说有些是逆起的，例如《喽罗》；有些是顺起的，例如《岚生同岚生太太》；有些是以议论引起来的，例如《第四》；有些是以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