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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物质文化史研究与三重证据法的理论与实践 　　摘要：从文学转治文物的沈从文是三重证据法（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与出土文物相结合）的最早倡导者与实践者之一。他不仅在理论上阐述了文史研究必须结合文物，而且熟练运用这一方法取得了文献、文物研究的辉煌成果，并进一步阐述了深入研究与人才培养的方法。沈从文的文学成就掩盖了其物质文化研究的卓越贡献，以后的沈从文研究应当还原他作为一名史学家的真实面目和历史地位。 　　关键词：沈从文；三重证据法；物质文化史研究；考古学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12 　　1949年后沈从文来到了北京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开始了对中国传统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并先后发表了《龙凤艺术》《唐宋铜镜》《战国漆器》及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诸多成果。作家出身的沈从文，其物质文化史研究体现出了鲜明的特色，即将出土实物、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三者有机结合进行互证研究，在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方面开创的崭新的研究方法，正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所广泛提倡的“三重证据法”。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沈从文已经明确提出了文史研究必须结合文物的观点，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实践，获得了辉煌成就。然而，沈从文作为史学家的卓越贡献为其文学方面的辉煌成就所掩盖，无论在文学研究史还是史学史中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近30年来关于沈从文研究的论文达到3 000多篇，专著近百部，论及其物质文化研究的成果及其研究价值的只有寥寥十数篇，而且多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考察其建国后转型的原因及简介其研究成果，而未能深入探讨其物质文化研究的价值与意义，并进一步从各个方面深入探讨其研究方法及现代性意义。其实，正如张充和所言：“有人说不写小说，太可惜！我认为他如不写文物考古方面，那才可惜！”[1]本文即力图从沈从文物质文化研究的理论阐述和具体实践出发，还原他作为一名史学家的真实面目及其历史地位，并探讨其物质文化研究中提出“三重证据法”理论的意义及其作为方法论的现代性价值与意义。 　　一、三重证据法理???的提出与实践 　　早在1925年，国学大师王国维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开设“古史新证”时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2]2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重大革新。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推进，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进一步提出了“三重证据法”。对第三重证据的认识，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黄现?[先生提出的“口述史料”[3]2；二是徐中舒、叶舒宪诸先生提出的民族学与人类学史料；三是饶宗颐先生提出的将考古材料一分为二，即有字的考古资料和无字的考古资料：“余所以提倡三重史料，较王静安增加一重者，因文物之器物本身，与文物之文字记录，宜分别处理。”[4]67前二者多用于人类学领域，而后者在传统文化研究领域获得了广泛应用，李学勤先生也对饶氏三重证据法十分认同[5]。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沈从文先生已经多次提出文史研究必须与文物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并将文物“与文献相互比证，相互补充，相互纠偏，从联系比较中鉴别是非，得到新认识”[6]5，同时也纠正了“历来承袭的以文献为主的传统文史研究方法可能出现的偏颇乃至谬误”[7]422。在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互证的基础上，高度重视出土实物研究的三重证据法虽然获得了学界的广泛认可，但以出土实物为中心的考古学和以文献研究为中心的文献学两种学科的有机结合，在实际研究中无疑有很高的操作难度，要求研究者既有扎实深厚的文献学基础，又要熟悉大量的出土实物，而出土实物在博物馆中展出或者公布的往往还是少数，数量浩繁的文物往往藏于各大博物馆的库房之中而鲜为人见。作为一流的作家，沈从文有着深厚的文献功底与写作能力；而作为国内文物藏品首屈一指的博物馆――北京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沈从文过手了上百万件珍贵文物，对文物的熟悉程度是一般的文史学者所无法达到的；这一特殊的学术历程造就了沈从文独特的学术方法与理论，并成就了其后半生的学术高度。 　　二、沈从文对文史研究与文物结合的理论阐述 　　1954年10月3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23期发表了沈从文《文史研究必需结合文物》一文，首次全面阐述了其文史研究中将文献、文物二者互证的研究方法。该文首先指出学界用“集释法”注书所存在的问题，“因为事事物物都在不断发展和变化，文学、历史、或艺术，照过去以书注书方法研究，不和实物联系，总不容易透彻。不可避免会如纸上谈兵，和历史发展真实有一个距离。这里涉及的是一个‘方法’问题。”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