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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学商量加邃密 　　关于松建，学界应该不算陌生了。近五六年来，他接连发表了不少长篇学术论文，并出版了研究专著《现代诗的再出发――中国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新探》{1}，这些论著显著地推进了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现代诗歌研究的深入开展，因此，作为后来居上的学术新锐，松建已确证了他在中国现代诗歌研究领域的学术实力，获得了引人注目的学术发言权。 　　即将出版的这部新著《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2}，乃是松建2008年初至2010年末在清华大学做博士后的研究成果，初名《抒情主义的美学与政治：中国现代抒情诗学之研究》。记得初稿完成之后，我邀请了吴思敬、吴晓东、汪晖、王中忱、格非诸位先生给予鉴定和评审，诸位专家都对松建硕果累累的在站工作和博士后研究论著的学术创新赞赏有加，最后的集体鉴定意见，给出了这样的综合评价―― 　　张松建进入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以来，致力于中国现代诗与诗学研究，专心致志，创获颇丰：在站期间获得教育部留学归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北京市第34批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资助和人事部第43批博士后科学基金等多项科研资助；在海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长篇学术论文9篇、已被接受即将发表的论文4篇，这些刊物多是国家级核心期刊如《文学评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或不输于核心期刊的港台及国外的重要学术刊物如香港浸会大学的《人文中国学报》、新加坡的《亚洲文化》、台北的《汉学研究》，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的重要学术刊物如《现代中国》和《新诗评论》；他的学术专著《现代诗的再出发：中国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新探》，也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9年11月出版，其博士后课题《抒情主义的美学与政治：中国现代抒情诗学之研究》更进一步独立开拓出中国现代抒情诗学这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为此他穷究文献、刻苦钻研，如期完成了一部高质量的新著，这部新著也被北京大学出版社接受，即将出版。张松建的这些论著表现出严谨求实、善于思考、勇于创新的学术品格，对中国现代诗歌研究做出了重要的推进，对中国现代诗学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在国内外学术同行中居于领先地位，他因此受到国内外资深的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严家炎、孙玉石、洪子诚、叶维廉、奚密等人的一致好评，被认为是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涌现出来的最有学术实力和前途的学术新秀。（下略） 　　随后松建又因此而荣获了清华大学的“优秀博士后”称号，成为清华人文社科学院首次获得该荣誉的两位青年学者之一；而专家们的上述鉴定意见，事实上也概括了松建近五六年来的工作成绩和学术贡献。 　　在这些成绩和贡献中间，《现代诗的再出发》和《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无疑是两个集成性的成果和突破性的亮点。 　　如其副题所示，《现代诗的再出发》乃是重新研考中国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的一部专著。所谓中国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潮，按一般的理解，也就是而且只是所谓“九叶”诗派了（此外顶多只是加上一个资深诗人冯至）。事实上，在近三十年来国内学界的中国现代诗歌研究中，“九叶”诗派一直是个持续发烧的热点，一般论者咸视之为继三十年代现代派诗之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第二个高潮，于是论文、专著层出不穷，而随着现代主义由一种高明的文学潮流上升为一种高端的文学评价准则，中国学界对“九叶”派诗人评价的调门也就愈来愈高，但其实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少见推进、乏善可陈――比之二十多年前孙玉石、蓝棣之两先生的先行研究，既拓展不大，较诸香港学者梁秉钧1984年在美国加州大学的博士论文《反抗的美学：1936-1949年中国现代主义诗人研究》，更逊色不少。真正使研究格局发生了显著改观的，乃是松建的这部专著的出版。单从该书论列的诗人名单上，就可以见出拓展的幅度之大――除了常见的“九叶”九诗人外，松建还增加了很少被人论及的鸥外鸥、罗大冈、吴兴华、沈宝基、罗寄一、路易士、叶汝琏、王佐良、王道乾九诗人，从而真正达到了“重绘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文化地图”（该书初名）的学术目标。进而，松建还综合参考从五六十年代直到新世纪的西方现代主义论述，力图在世界现代性的整体格局中，来观察中国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潮，于多种声音的竞争和论辩中呈现代主义与社会历史的互动，发现它如何自我调整的理路、迂回前进的轨迹和繁复驳杂的面影及其本土化的努力。这就显著地推进了问题的思考和论析的深度。所以该书显然地后出转精，成为继孙玉石、蓝棣之、梁秉钧的论著之后，真正将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的鲜明界标。 　　说来颇为惭愧的是，我在九十年代末致叶汝琏先生的一封信里，也曾针对现代主义诗歌研究之不足，而尝思有以补救之道云―― 　　可惜的是，目前研究者只把眼睛盯在“九叶”诗人身上，而不知杨周翰、王佐良、罗大冈、吴兴华、王道乾以及您本人也在这方面多所贡献。……（中略）王佐良、杨周翰、吴兴华等人的成就也不比“九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