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国家与“现代、文明土耳其”的建构.docVIP

身体、国家与“现代、文明土耳其”的建构 　　摘 要：身体不仅是一个非理性、充满激情和欲望的场域，同时也是一个权力和意识形态角力的场域，因此身体往往也被赋予特定的文化和政治使命感。这在土耳其共和国早期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建设“现代”、“文明”的民族国家过程中，身体也经历了“文明化”的洗练和规约，被赋予了丰富的国家意识形态和国家身份的内涵。考察土耳其共和国早期身体如何被政治化、身体如何与“西方文明”建立起关联、身体如何成为表征国家身份的重要符号，可以揭示出丰富的文化与历史内涵。 关键词：身体；规训；文明国家；土耳其；民族认同 　　引 言 　　身体在生理意义上只是一个短暂和充满肉欲的自然生物机体，具有生物性和生理性特征，但这样一个生物机体并不可能存在于社会或历史的真空中，它同时也具有特定的文化属性，是生物和文化交融的产物。身体的建构和价值认定不仅与社会经济生活息息相关，同时也受到政治与文化的渗透，它“通过它的外观、尺寸和装饰的属性对一个社会的价值观进行编码”①。从这个意义上说，身体建构很难摆脱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干预，“政治必须通过亿万个身体来发挥其操控世界的作用却是显然的，政治从来没有离开过身体消灭、再生和改造，政治（宗教家、政治家、革命家他们对身体的关心是一致的）从来没有离开过对身体的关心。”②显然，身体既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也是政治完善、改造和规训的对象，同时也是政治的结果。 　　在土耳其，身体的政治化与其现代化道路密切相关。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文化精英希望通过发动文化改革把土耳其提升到欧洲“文明国家”的水平。然而，文化改革不仅涉及制度和思想的改造，也涉及身体的改造。土耳其文化改革的最终理想就是要塑造“文明的新人”，他们不仅应该具有新的思想，新的文明礼仪，同时也应该具有新的身体。在建构“现代”和“文明”的土耳其共和国的过程中，身体也经历了“文明化”的洗练和规约。土耳其在建构国家认同的过程中，对身体也进行了“一个工具性的计算和一个科层化的组织与动员”③。在此过程中，身体被国家化和使命化，成为国家直接改造的对象，为了完成特定的国家使命，国家权力对身体进行了精心的规划、设计和表现。“国”的重要性无疑被凸显出来，身体建构具有了强烈的“国家主义”症候。本文从身体文化学和身体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在建构现代“文明”土耳其的过程中，男性身体、女性身体以及患有疾病的身体和易感疾病的身体是如何被国家进行规约和支配，从而沦为政治的工具性客体。 　　一 文化改革：对男性身体的模塑 　　身体至关重要，因为人们的服饰和行为举止往往能显示出他们的文明程度和生活状态，身体总是承载着民族文化的特色和印记，铭刻在身体上的这些文化特色和印记往往会成为政治斗争的场所。身体既有物质的一面，也有隐喻的一面。从话语分析的角度来看，男性的身体铭刻着他们所在社会的理想、道德观和价值观。透过男性身体所承载的文化符号的变迁，我们可以解读社会时尚、政治风向、意识形态的嬗变，同时，文化符号的变化也能折射出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困境。土耳其的文化改革者们希望通过重塑土耳其人的着装方式、行为举止和风度礼仪来创造一种新的文化形式以促进土耳其形成新的民族身份。④ 　　胡须只是附着在成年男性身上的标记，往往被认为是体现男性气质的重要符号，“它通常记载着力量、刚烈、威猛、暴躁。”⑤然而在19世纪末，欧洲成年男性不再喜欢留胡须，相反，把脸刮得干干净净成了一种时尚，在共和国建立之初，土耳其人当然也对此极力加以效仿。显然，在这个时期，胡须具有了重要的象征意义，成了“落后”和“保守”的代名词。对于那些试图极力给西方人重塑一个现代土耳其形象的社会精英来说，胡须成了一个障碍。土耳其的社会精英希望通过发动一个“形象改造工程”来改变西方人眼中传统的留着黑色胡须的土耳其人形象，使土耳其男性看上去更像“文明的欧洲人”。 　　土耳其共和国的建国之父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深知身体政治的重要价值，他认为只有改变奥斯曼帝国时期的着装，身着欧洲“文明人”所穿的衣服，土耳其人才看起来更西化、更像文明的欧洲人。⑥在他看来，欧洲文明与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和服饰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热爱文明的土耳其人应该通过其生活方式和服饰显示其文明水平。为了表明土耳其人跟欧洲人一样 “文明”，土耳其共和国在1925年毅然颁布了颇有争议的 “帽子法”，根据该项法律的规定，土耳其成年穆斯林男性只能戴欧式礼帽，不能戴旧式的无檐毡帽，否则，他们就会被罚款或被监禁。 　　而当代的欧式帽子却被很多土耳其穆斯林认为是“异教徒”的标志，所以，他们拒绝戴这种帽子。在共和国的政治精英看来，拒绝丢弃毡帽，就是拒绝丢弃落后、愚昧的传统，拒绝戴欧式礼帽就是拒绝欧洲文明，就是拒绝文明改造，因此抵制“帽子法”的人，就是热切拥抱欧洲文明、追求进步的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