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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科研体系演变、绩效和未来发展 　　摘要：农业科研体系构建与发展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和保障。中国的农业科技体制化肇始于戊戌变法，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逐步健全的过程。农业科研体系为中国农业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动力，中国农业增长就是现代生产要素逐步替代传统生产要素的过程。在土地稀缺的刚性制约下，中国农业技术发展应继续走“集约经营”、“精耕细作”的道路。 关键词：农业科教体系；制度演变；绩效考查 一、晚清以来中国农业科研体系演变 （一）晚清时期农业科研体系的创立 农业科技体制化的标志主要表现为农业管理的组织化、专门化和制度化。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化肇始于戊戌变法，1898年清政府设立农工商总局，“中国向本重农，惟尚无专董其事者，不为倡导，不足以鼓舞振兴”。1903年“新政”实施后，复设农工商部，下设四司，各省则设劝业道。以筹划发展农业为旨归之机构的设立，为农业政策的贯彻和农业改良提供了制度和组织保证。 创办农业科研机构是实现农业近代化的根本性措施。1898年，上海成立育蚕试验场，是中国第一家近代农业科学试验机构。1903年11月，商部正式奏准设立试验场，在政府积极倡导下，至1911年，除西藏、宁夏、青海、蒙古外，全国主要农业省份均设立了省县级农业实验场，建制、规模、经费来源多种多样。 （二）民国时期农业科研体系的变迁 20世纪30年代，农业技术创新的技术供给源逐渐形成，中华农学会、中央农业实验所及农科大学构成了国家农业科研体系的主体。 从20世纪初期开始，一些农科大学开始从事近代农业科学研究，通过研究、改良和引进先进技术、优良品种和农机器具，“意在劝农，先为之考土质，办物宜，求嘉种，审肥料”，有力推动了传统经验农业向近代实验农业的转变。20年代末到30年代，在留学归国人员的推动下，政府开始效仿美国，推行教学、科研与推广相辅相成的农业教育体制，加强农业技术推广力度，有效改善了教育、科研与生产严重脱节的局面。1932年1月，中央农业实验所正式成立于南京，主管全国农业研究改良与推广，使得中国农业科研开始步入正规化，具有里程碑意义。 然而，由于缺少一个通盘考虑的规划，民国农业科研体系对农业发展的贡献并不大。一方面，“农业教育制度及农业建设制度之分离”，即中央与省方之农学院隶属于教育部，农业研究机关则隶属于农林部。另一方面，整个国家用于农业的人力财力有限，且十分分散，尤其是科研人员散处各地，终不免孤陋寡闻，“此对于研究工作之损失，难以补偿”。 （三）建国以来农业科研体系的发展 建国以来，农业科研体系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传统农业科研体系的形成时期（1949～1966），在科研机构建立、人才培养、学科设置、科技成果推广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为现代农业科学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第二阶段，农业科研体系的削弱和停滞时期（1966～1976 ），除个别领域和项目取得了一定成就外，整个农业科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科研人员流失严重。第三阶段，恢复和建设时期（1976～1985），农业科研事业得到迅速恢复和重建，科研机构由1978年的597家增加到1985年的1428家。第四阶段，商业化和拨款方式革新时期（1985～1998年）。自1985年起，对高度集中、弊病丛生的行政性科研体制进行改革，允许科研部门从事商业化创收活动并创新科研拨款方式。第五阶段，科研单位转制和企业投资萌芽时期（1999年至今），启动了新一轮较大规模的科研体制改革，推行科研机构转制、分类管理及企业投资农业科研等政策。 目前，通过多轮体制与机制改革、科研资源整合及农业前沿和关键领域的学科体系建设，形成了学科门类较为齐全的农业科研体系，主要包括三个子系统：一是以中国农业科学院为中心，从中央到地方的多层次、全门类的三级农业科研体系；二是中国科学院下属农业科研子系统，重点从事农业基础理论研究；三是农业高等院校，主要从事农业教育、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同时，农业科研体系的人才规模逐步壮大，整体素质明显提升，2011年全国共有农业科研人才27万人，其中高级职称占19.6%。 二、农业科研体系对农业增长的贡献 近代以来，科技、教育与生产三者之间呈现两种发展趋势：一方面，三者不断分化，各自独立发展；另一方面，三者的结合日趋加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是一个技术、社会和制度变革相互交织的过程，而科研和教育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现代农业的根本特征在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但传统农业地区几乎没有新的农业技术可资利用。因此，“为了加快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需要向这些地区推广新的和更具生产效益的农业技术”。舒尔茨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国家农业产出大幅度增长依赖于三个主要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