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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翻译文学地位转变文化原因 　　摘要：埃文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多元系统论，用于解释文学翻译的各种情况，其对翻译文学的地位做了详细分析。五四运动前后被认为是中国翻译史上的高潮之一。五四运动之前，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化多元系统中处于边缘位置：五四运动之后，翻译文学跃居中心位置。本文试用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结合中国当时的文化语境，分析中国翻译文学在五四运动前后地位的转变及其文化原因。 关键词：多元系统理论；五四运动；中国翻译文学；文化原因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2-0158-03 中国翻译史上出现过四次高潮：第一次是东汉至唐宋时期的佛经翻译，第二次是明末至鸦片战争之前的科技翻译，第三次是鸦片战争至20世纪30年代的西学翻译，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第四次翻译高潮，而这一次的翻译高潮，无论在规模上、范围上，还是在质量水平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是前三次翻译高潮无法比拟的。 中国翻译史上最被学者所关注的当属第三次翻译高潮，这次高潮又可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划分为两个部分。五四运动之前的翻译作品主要以社科类为主，代表译者是严复和林纾。五四新文化运动旨在改变国民愚昧的旧思想，用新思想与新文化启蒙国人。一些进步人士开始翻译大量外国优秀文学作品，力求通过翻译文学帮助构建新的思想文化体系。与此同时，在翻译界出现了归化与异化两种不同翻译策略共处的现象，形成了两种相对立的文化势力的争论：一种进步力量以鲁迅为代表，坚决主张封建文化向民主文化的“转折”，侧重异化的翻译策略；另一种保守势力以梁实秋为代表，极力维护封建文化的价值观和审美“情调”，侧重归化的翻译策略。五四运动后的翻译文学的地位在这两种势力不断抗衡的过程中从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转为中心。本文将以第三次翻译高潮所处的时代背景为基础，结合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分析翻译文学地位的转变及导致这种现象的文化原因。 一、多元系统理论 以色列学者埃文70年代基于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该理论突破了从语言学角度对翻译研究的视野，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制约作用。根据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社会符号现象不是单一存在的，而是由各种社会因素，包括政治、经济、文学、语言等组成的有机系统，而且这个系统是由若干个不同的子系统组成的多元系统。在大的多元系统里，各个子系统“互相交叉，部分重叠，在同一时间内各有不同的项目可供选择，却又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这些系统相互作用并具有不平等的地位，有的位于边缘，有的位于中心。但它们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转移此起彼伏的。文化多元系统就是一个大的系统，翻译文学是其内的一个子系统。 绝大多数情况下，翻译文学在文化多元系统中处于次要地位。但佐哈尔指出，在以下三种条件下，翻译文学地位会由边缘转为中心：第一，当文学还处于“幼稚期”或处于建立过程中；第二，当文学处于“边缘”或处于“弱小”状态，或兼而有之时；第三，当文学正经历某种“危机”或转折点，或出现文学真空时刚。 二、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翻译文学地位的转变， 第三次翻译高潮被认为是中国翻译史上至关重要的时期，翻译界的活跃程度在当时达到了历史最高峰，同时带来的结果是翻译文学在当时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根据埃文位。 1.五四运动前翻译文学的地位 长期的封建思想使得中国一直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中国人民一直没有与外界接触，所以对自己的文化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与优越感。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翻译活动通常不参与塑造文化多元系统的中心（佛经翻译可以说是唯一的例外），翻译系统多数时候处于中国文化系统的边缘位置，而且很不活跃”。近代中国，封建统治衰落，西方列强不断侵入，整个中国政治经济跌入谷底，然而当时的西方国家正值蓬勃发展之时。19世纪末，中国文坛开始大规模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严复和林纾是最为著名的翻译家。这一时期，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逐渐下滑，中国文化是在世界文化系统边缘的位置，翻译文学也处于中国文化多元系统的边缘位置。 2.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的地位 五四时期，中国的第三次翻译高潮进人第二个阶段。与晚清时期相比，五四时期的翻译范围较广，翻译质量较高，并且文学界涌现出几十个专门从事翻译的文学团体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在译介国外文学作品方面，不同的社团有其自己的想法与倾向，这使得翻译文学向多元化发展，体裁风格各异。与新文化运动之前相比，此时的译者最重要的特点是译者同时也是著名的作家，如鲁迅、鄣沫若、胡适、茅盾、巴金、周作人等。“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位置的标志之一就是著名作家同时也是翻译家，最知名或最受欢迎的翻译作品都是由主要作家翻译的。”所以，在五四时期翻译文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