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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教育的难题 天才们有时候诅咒遗传，因为巨大的天赋总是伴随着巨大的期望[br]天才教育的难题[br]□本报记者　李海鹏　实习生　李若宁[br]在中国科技大学1978级少年班的同学聚会中，裴益川建议大家集体讨论一下少年班模式的成败得失，但是响应者寥寥无几。清华紫光集团的副总裁郭元林反对进行讨论，他表示，只要人生未到终局，成败就根本没有标准，而没有个人的成败结论，少年班模式的总结自然无从谈起。[br]“你怎么知道谢彦波不是陈景润？凭什么认定宁铂不能成为下一个李叔同？”他说，“现在还没到评价少年班的时候。”[br]在彭兴看来，关于成败的问题也是难以回答的，因为时代变化太快，过去的标准已经不合时宜，而现在的标准也未必正确。[br]“如果按照现在的一般标准，拿金钱、地位来说，1978级少年班的同学绝大多数都能算作是成功者，那么这个班级也就算成功。可是如果按照少年班成立时的标准，以培养科学家为目的，那么这个班就不能说成功了。这些人里继续从事科学的人已经不多了，大多数人都放弃了原来的专业。”[br]另一方面，三五个老友间的小规模讨论，却在3天的聚会期间持续不断。7月1日中午，在校史馆中，施林等人聚集在汪惠迪老师四周，议论少年班模式应该取消。施林的观点是，教育的关键是要因材施教，集中营式教育漠视了超常儿童之间的区别，会增加一部分孩子的失败几率。一位当年“神童”说，在此次与科大校领导见面时，也有人提出了类似的意见。[br]天才们的普遍烦恼问题在于，宁铂式的烦恼是不是少年班教育模式制造的？作为一个天才儿童，即使他当时并未进入少年班，是否在成长过程中也会有类似的烦恼？[br]研究表明，天才们大都会被同样的烦恼所困扰。波士顿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埃伦·文纳在其所著的《天才儿童：神话与现实》一书中说到天才儿童们必然要面临的一个残酷事实：“（他们）终将进入一个阶段，那时，年龄不再重要。在一个个人魅力和性格更能决定失败的世界，他们的考试成绩不再重要。这一新的认识可能让人措手不及。”[br]被广泛引用的例子是20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心理学家特曼（L.M.Terman）做过的一项大规模研究。他首先使用智力测验来鉴别超常儿童，把智商达到或超过140定为天才儿童的临界线。[br]通过测试，他筛选出1200个“天才”儿童，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为他们提供最好的教育条件，给他们提供尽可能多的知识积累，精心进行培养，希望从他们中间能出现像爱因斯坦、爱迪生等一样伟大的科学家和杰出人物。[br]50年后，特曼的追随者们寻找到仍有记录的800多人。调查结果发现，在他们中间，大师级的科学家并不多。而对国家有杰出贡献的一组人，是具有坚强的意志品质和良好的人格特征的人。[br]“情商”看起来和成功密切相关，但宁铂、干政、谢彦波以及后来一些被报道的神童，恰恰无法摆脱他们的“宿命”——与人交往的障碍。美国儿童心理和行为矫治专家们的一系列新研究已证实，正是神童的超常智力，有可能成为他们社交生活中意想不到的一大障碍，尽管他们的智商很高，但“情商”却未必一定高（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还可能低于一般同龄孩子），心理上也远未发展到成熟阶段。[br]也许正是因为他们强烈的求知欲、广泛的兴趣以及与众不同的处世方式常常遭到包括教师在内的成人的曲解，他们比一般孩子更有可能变得“咄咄逼人”或“不讲道理”，由此在同龄人中更容易成为不受欢迎的“另类”。去年被保送北京大学的13岁男孩鲍宇阳，被认为还沉溺于“童年心态”中不能自拔，尽管他一天可以解25道超难度的数学竞赛题，但他的任课老师却把他称为一个“悲剧”。[br]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许燕认为，超常儿童的心理问题主要是对能力，尤其是认知能力的关注过于集中。“孩子们对知识可以很好地领会，但是对于一些社会问题缺少深刻的思考。当他们跟同龄人或社会的交流出现问题的时候，很容易出现错位。”[br]14岁的美国人罗伯特·枚瑟是人们所说的超级天才，他在穿着尿片的时候就和母亲在超市里讨论应该买什么牌子的衣物柔顺剂，他躺在摇篮的时候就已经思考转世轮回的问题，可是他有时候也诅咒遗传，因为巨大的天赋往往伴随着巨大的期望。“对一般的孩子，我们说‘也许做得到’某件事，但对于超常儿童，就变成了‘应该做到’。再加上媒体的大肆追捧，使得这些孩子畏惧失败，在沉重的外界压力下，从而导致心理疾病。”[br]许燕认为，天才儿童教育，不仅仅是单方面的智力培养，而应该是全方面的发展和培养，尤其是人格和创造力的培养。“全人教育”的思想，作为教育界普遍认可的一个教育理念，同样适合于超常儿童的教育。[br]集中培养，还是个别培养？[br]在少年班的老友们为这种“集中营”式的教育方式是否成功争论不休的时候，一个在另一模式下成长的神童王思涵遭遇到了“责令退学”的命运。这个曾被誉为“神童”的东北男孩，当年以14岁的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