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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传统文化影响下审美差异 　　[摘 要] 审美具有民族性，体现在宗教、文学、思想的各个方面，不同的民族传承下不同的文化，久而久之造就了其独特的审美视角和视野。尽管中国与日本两国文化同出于东方一源，但在发展过程中不断适应本土需要，因而形成了不同的美学观。本文试以“恩情”一词为例，从审美定义、审美表现等方面阐述两国赋予它的不同内涵以及由此所折射出的审美差异。 [关键词] 民族；传统文化；审美；差异 不可否认，日语中的“恩情”一词来源于中国，但是当它一旦脱离了本土文化，融入另一个民族的传统时，它的词义便被赋予了新的审美内蕴，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说文解字》中如此解释：“恩”，从心因声，惠也；“情”，从心青声，人之阴气有欲也。“恩情”一词本义指深厚的情义，也可以引申为负恩者感念遇到困难时得到帮助的这份情义。 一、“恩情”的审美定义 在中国，恩情即恩惠、情谊，深挚的感情。最早见于汉朝班婕妤的《怨歌行》：“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后来三国时期魏国阮?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离绝以来，于今三年，无一日而忘前好，亦尤姻媾之意，恩情已深。”①唐朝时期，鉴真东渡为日本带去了大量的汉文书籍，日本人在汉字的基础上仿照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当时传入日本的“恩情”一词，被日本赋予了两层含义：一是感恩不及，披恩戴德；二是因给对方造成麻烦而感到内疚。②对日本人而言，“恩情”是接受恩惠，同时并对他人负起某种义务，代表着一种高度责任感的美德。担负了人情债，因而，日本人要求自己牢记恩情并回报恩情，毫无怨言甚至不顾一切，他们甚至把极端的自我牺牲精神也纳入这种美的显现。“万勿忘恩”是对恩情的真诚赞美也是负恩者谨慎奉行的道德圭臬。日本历史上的明治天皇驾崩时，一代陆军名将乃木希典选择在这一天自杀殉国。他在遗书中写道：“明治十年之役丢失军旗后，即欲死得其所而不得，反蒙殊誉沐浩荡皇恩苟活至今。现日渐老衰再无一用，故借此圣上大变之机，虽则惶恐，然决意了此余生。”③乃木希典具有报恩情结的自杀壮举至今还被日本人奉为武士道德楷模大加颂扬。 反观中国的土地上，“恩情”是对施予恩惠者的慷慨高尚的美德的一种赞扬。至于如何对待这份“恩情”，受恩者却有多种选择方式，古语有“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训释，也有“大恩不言谢”的说法。回报恩情，的确是受恩者怀有感恩之心体现，但不同于日本将报恩直接依附于“恩情”，具有强制性和绝对性，在中国人看来，它不是“恩情”的组成部分，而是接受恩情后的另一回事。《水浒传》中一百零八条好汉中的首领宋江号称“及时雨”，小说里的他从不吝啬自己的帮助，竭尽全能给他人带来惠利，广泛赢得了民心，至于有没有人回报他的恩情，有多少人回报他的恩情，怎样回报他的恩情，作者施耐庵并不着力描绘。可见“恩情”在中国，因为它的无条件而显得难能可贵，因此具有了美感。 二、“恩情”的集中体现 不论在中国还是日本，“恩情”最主要集中体现在君主（包括天皇、藩主或城主）恩泽和父母情深两个方面。 日本人认为，他们得以生于这个国家，得以如此生活，得到大大小小的关怀，这一切不能不归功于天皇的恩惠。因此，每一个人都应该誓死尽忠报答天皇的恩情。每一支以天皇名义分发到前线军队的香烟都是士兵领受的皇恩，出征前将士们所酣饮的每一口酒更是一种皇恩；而为了夺得二战的胜利奋勇杀敌乃至牺牲，即使战争本身具有非正义性也必须执行。在这里，偏激的尽忠和极端的自我牺牲都是美的，它们只为轰轰烈烈回报皇恩。除开效忠天皇，对待自己的藩主也应该竭心尽力。藤泽周平的小说《生瓜与右卫门》中三栗与助藏奉藩主之命刺杀势力强大的反贼平松一派，任务执行起来万分艰难，最终以助藏牺牲，三栗负伤的代价消灭了平松的党羽，没有辜负藩主的嘱托。日本的“忠”是不计条件的，而中国人则认为个人的效忠应该以“仁德”为前提条件，如果统治者昏庸无能，子民可以有揭竿而起反对统治的权利。“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④既然国家混乱、君主无能，自己又有什么必要去尽忠呢？中国人对日本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感到愤恨，靖国神社里供奉着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军国侵略主义战死的军人及军属，在这些非正义的战争中战死的将士居然还能得到众人爱戴，甚至历届的日本首相也去参拜，中国人以自己惯常的思维方式去打量日本人的行为，认为这是罪恶的渊薮，暗指日本人至今不肯承认曾经的侵略行径，是不知悔改的表现。其实不然，在日本，国民绝不能大逆不道地质疑天皇，忠君报主是他们的使命也是他们的美德，知恩图报的将士们当然值得日本国民的缅怀。 报答父母恩情称为“孝”，日本的“孝”相比中国的“孝”范围大大缩小，它既不包括几个世纪以来的祖先，也不包括一代代繁衍下来的巨大支系。日本的祖先崇拜仅限于近祖，孝道仅限于在世的人。对日本人而言，回报父辈恩情的最好方式是把自己受到的照顾转移给子女，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