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快意恩仇 只是剑走偏锋.docVIP

没有快意恩仇 只是剑走偏锋 　　“感受到应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别浪费青春” 余力为的父母是上世纪50年代的归国华侨，他们在内地念书后，又在“文革”前移居香港。余力为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却一直对自己的身份好奇。 25岁以前的余力为与香港普通年轻人一样，念书，工作，一切按部就班。在广告公司做媒体策划的余力为厌倦了对商业的服务，完全受制于人让他丢失了自己的主导权，得不到一种满足感。而法国文化部在香港的每周放映活动，给余力为打开了布列松、戈达尔等导演作品的大门，无形中成为他转型的催化剂。他对欧洲电影的喜爱，已经不满足于对法语的学习，他更想学拍电影，想去欧洲那片土地感受美学的启蒙。 带着自己不多的积蓄，余力为选择了法语区的比利时国立电影学院，成为学院的第一位亚洲学生。在这个技术缺乏但纪录片传统十足的小国家，余力为入学后的整整一个月都在看纪录片，被“现实就是一种观点”的主题熏陶着。 留学的三年时间里，除了每天打工刷盘子挣生活费，余力为爱往皇家电影博物馆跑。这里每天都有两场免费的默片放映活动，被余力为珍视为金库，他痴迷于默片中的电影语言和美学取向，“可以看到最原始的一些状态和他们电影方法的思考”。在这个国土面积小却文化多元的国家，余力为的国际视野和艺术审美肆意增长。 香港之后，寻找出路 1994年，余力为从比利时毕业，想也没想就回到了香港，这片滋养他艺术理想的土地，让他觉得“一定要回来”。然而现实的骨感让他无奈，充满传奇的香港电影开始进入一个低谷，每年200多部的电影产量慢慢下降到80部左右，电影工业里很多人都处在失业的状态，改行成为一件极正常的事情。满腔热情的余力为回到香港，找了几份摄影助理的工作，也进入过王晶导演的团队，为他监制的三级片做摄影小工。 “十来天就要拍完的片子，特别快特别粗糙，没什么可说的内容。”读完书回来，反而变成吃不饱的人，余力为很失望。他开始在《电影双周刊》兼职摄影，拍摄一些封面人物，偶尔有出差的机会去北京，他就在大街上到处溜达。“后亚运”的北京处在一个变革期，余力为在北京看到很多走江湖的人，拍了有意思的片子，做一部纪录片的想法慢慢在他心里成型。 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余力为申请到来自比利时和香港艺术发展局的两笔辅助金，带着二十多万，来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对内地相对陌生的余力为和一帮充满热情的学生在一起，开始第一个纪录片计划。这些学生来自电影学院摄影系或管理系，他们使用的是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机器，团队里唯一专业的只有跟焦员。 余力为曾在五道口附近看过一种大棚戏，在临时搭建的大棚里，一位男扮女装的演员为附近民工表演，每人次收费两块钱。余力为按照这个题材写了一个纪录片计划，但再次回到北京后，已经没有这个场景了。于是他找了三个夜间工作的女孩儿：夜总会领班、酒吧歌手、迪斯科领舞，拍摄了一部名为《美丽的魂魄》的纪录片。尽管这部纪录短片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拍摄，但其对现实主义的表现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和贾樟柯当了十六年的黄金搭档 1996年，香港独立短片展将纪录片金奖颁给了余力为的《美丽的魂魄》，而故事片金奖则颁给了另一位内地独立电影人――贾樟柯的《小山回家》。 这是余力为与贾樟柯的第一次碰面。最初看《小山回家》的时候，余力为发现影片中对现实的观察和对当代人困境的描述，是自己以前从没看过的。“我觉得大家在电影理念上非常贴近”，余力为和贾樟柯一起观看了当年的布列松电影回顾展，找到许多共同的理念和爱好。 彼时的贾樟柯也被困在电影制片厂的体制之中，“按照学校的分配，他可能去某个电影厂，可能要做一些他自己不喜欢的计划”。余力为和贾樟柯都处在自己的困境中，聊天的话题也变得沉重，他们都明白，这个奖项在电影工业中顶多算是一个起步，下一步该怎么走？才是真正困扰他们的问题。 贾樟柯和余力为一样，都是不甘等待的人。他告诉余力为自己剧本《站台》的计划，但由于历史跨度太大，筹资难度非常大，贾樟柯决定先拍《小武》。同时间，余力为的长片计划《天上人间》也在酝酿发酵，听说贾导要拍《小武》，两人一拍即合，全情投入合作干了起来。 余力为回忆起最初与贾樟柯契合的原因：“大家都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电影生态里头，想找一个新的出路。我们希望所谓独立电影有独立电影的精神，自己去把握自己的命运，去开发一些题材或计划，去融资，建立团队，不能再等。” 1998年至今，这对黄金搭档协力走过了十六个年头，尽管两人的作品除了《世界》，几乎没有在国内上映过，但从戛纳到威尼斯，他们以独立电影人的身份从国际走向国内，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出路。 王家卫对余力为说：别做摄影师，去当导演。 BQ：王家卫导演在拍《花样年华》的时候，你是替补摄影师，听说也是他鼓励你当导演的？ Y：《花样年华》一拍就拍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