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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中国文化基础上创新思维模式 　　【摘 要】创新思维的培养离不开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人才培养中慧性思维能力的启迪对创新能力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学习中华传统根文化来加强道德人文素养是培养慧性灵感思维及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道德根文化；创新教育；灵感；思维；智慧 1 人类最初的思维模式 人类思维方式的基础是慧性思维方式。慧性思维是最具创新能力的思维模式。慧性思维方式代表着人类2500年前整个历史阶段中的思维方式。而且，慧性思维方式，在世界历史上曾经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过程，并非只是中国所特有，只是中国道德根文化对慧性思维方式的保存最为全面而且系统性最强。 在人类最初的慧性思维方式中，古希腊的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都与中国道德根文化中伏羲、黄帝、老子的思维方式相似，都是以运用慧性思维，内取诸于身、外取诸于物的内求法的思维方式。 2 思维模式的变革 西方古希腊文化中的思维方式演绎法的诞生，是人类智能思维与慧性思维的分水岭。亚里士多德在雅典跟随柏拉图学习了二十年，亚里士多德同专注于内求法的柏拉图不同，他努力地收集各种图书资料，勤奋钻研，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图书室，向智能思维的外求法方向专向发展。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坚持慧性内求法。 归纳法是在发现演绎法的大量不足的基础上诞生的一种思维方法。培根激烈地批评了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演绎至上论，认为演绎逻辑推理“并不能帮助我们发现新的科学”。培根的归纳法思维方式，虽然弥补了亚力士多德演绎法思维方式的一部份缺陷，使人类的智能进入一个新的领域。但是由于仍然抛弃人类固有的慧性思维系统，因此并不能全面客观地认识自然真理和客观规律。人类的思维方式不断寻找新的出路，进行自我完善，在综合了演绎与归纳两种思维方式进行运用，仍然不能解决的前提下，再次发生变革也就是必然的过程。 演绎思维方式和归纳思维方式代表着人类后天智能思维系统中思维方式的一种展开与汇合，但是因为人类慧性思维主动运用的缺失，必然使其创造性不足。爱因斯坦从自己的亲自体验中，发现了直觉在创造性思维中的巨大力量和作用。灵感与直觉全部都隶属于人类的慧性思维系统。 爱因斯坦考察了从亚里士多德的演绎推理到培根的归纳推理，再到牛顿的归纳和演绎、分析与综合相统一的思维方法。他一方面看到了牛顿的推理发现逻辑所获得的辉煌成功，另一方面也看出牛顿对概念发现逻辑完全是一个陌生人。这就暴露出牛顿的思维方法在自然科学新的认识水平上出现的破绽。因为，拉马克的进化论思想、拉瓦锡的氧化理论、康德的“星云假说”等新思想的提出，都不是通过逻辑推理而得出的，而是通过创立新概念、变革旧概念，来反映和把握事物本质和内部的联系。因此，爱因斯坦得出结论：“为了科学，就必须反反复复地批判这些基本概念”，要能够大胆地对演绎法和归纳法的思维方式进行质疑，既要运用它们也要能超越它们，才能产生科学创造性。 因此，他就提出了一种新的思维方法，他本人将它称之为“直觉演绎思维方法”。他说：“理论越向前发展，以下情况就越清楚：从经验事实中是不能归纳出基本规律来的”。爱因斯坦还指出，单纯的演绎推理也发现不了重大科学原理：“狭义相对论这一发现决不是逻辑思维的成就，尽管最终的结果同逻辑形式有关。”只有直觉和灵感才能帮助人类产生科学创造力，使人类的智能日臻完善。 所以说爱因斯坦的直觉法，是一种人类思维方式的理性回归。因为现代科学思维方式的研究已突破了归纳、演绎轮流统治思维方式的格局，而爱因斯坦的“直觉思维”（灵感、直觉、想象）或称“灵感思维”在重大科学发现中的功能，已经普遍受到人们的重视。 3 中国古代科学研究方法 在直觉与灵感基础上的“逻辑推理、实验证伪”可以称为西方科学研究的两件法宝，并在此基础上使整个西方世界在近几百年超越中国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 虽然人类智能思维发展变革并没有在中国的历史上典型性地出现，但是，古代中国却在科学上、在社会文明发展上曾经铸就辉煌的成就。中华民族使用何种方法，在比较低下的生产力环境下，诞生出如此丰富多彩的科学成果。我们必须寻根探源，使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中最优秀的思维方法、科学研究方法，从尘封之中重新喷发出清泉，滋养整个民族的未来。 中国古代的科学方法论和思维方式可称之为“慧智的一元四素方法论”。一元即是德和道，是古代中国文明认识世界的纲领，用德和道为最高统帅和最终归宿的研究方法，就是中国古代的一元论。德和道与《周易》的象、数、理、?相结合，共同构成一元四素。她就是中国古代文明论证和认识万物的金钥匙，是双向同步开发智与慧的科学方法，是维系中华民族文明长盛不衰的瑰宝，是中国古代科学能够超前发展的法宝，是令整个西方科学界瞩目的东方思维方式。一元四素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