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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岭民主恳谈意义和局限 　　摘要：温岭民主恳谈作为一种基层民主形式，是协商民主的一种实现形式，对于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温岭民主恳谈具有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群众积极参与、专家全程介入、党政统一领导的突出特点，具有激活基层人大权力、提高党和政府的政治威信、对公民进行民主训练、降低政策执行成本的积极意义，但也存在可能导致预算民粹主义、民众参与仍然有限、运行成本过高等局限。温岭民主恳谈要取得进一步发展，须从体制外走向体制内，寻求更强合法性，实现自身制度化。 关键词：协商民主；民主恳谈；基层民主；参与式预算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4）02-0082-06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民主恳谈是发端于浙江省温岭市的一种基层民主实践，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和完善已经走向成熟，成为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的一种典型形式。民主恳谈与基层人民代表大会相结合，在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发展参与式公共预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一种源于基层的制度创新，温岭民主恳谈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协商民主运行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样板，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本文通过对温岭民主恳谈实践的简略回顾，总结其产生和发展过程的特点，分析其实践意义及存在的局限，对中国协商民主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 一、温岭民主恳谈的突出特点 温岭民主恳谈的前身是1999年6月温岭市松门镇应浙江省开展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要求而举办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论坛”。在这次论坛上，松门镇党委和政府开创了一种新形式――邀请村民同镇领导座谈交流，村民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使论坛取得了显著成效。2001年6月，根据中共温岭市委的要求，温岭各地开展的“民情恳谈”、“村民民主日”、“农民讲台”、“民情直通车”等收集民意、践行民主的活动被统一命名为“民主恳谈”，进而被引入城镇居民社区、基层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团组织、企业单位等社会政治经济诸领域。2005年，温岭市把民主恳谈引入镇人大工作，在新河镇、泽国镇按照不同模式开展参与式公共预算改革，让民众和代表切实参与到政府预算的审核和监督过程。这种参与式预算民主恳谈被评为“2007年十大地方公共决策实验”。2008年，温岭市将预算民主恳谈推广至6个镇，2010年又推广到全市各镇和街道，并且将参与式预算从镇升格到市级政府部门。 目前，温岭民主恳谈主要有对话型、决策型、参与式预算民主恳谈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民主恳谈既具有共时性，在不同场合和领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又体现出历时性发展，从初期阶段的对话恳谈发展到参与决策，再演进到预算民主恳谈。通过对温岭民主恳谈发展历程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它具有一些特点。正是这些特点的汇集催生了民主恳谈，并使其不断深化和推广。 （一）政府自上而下推动 脱胎于温岭市松门镇的民主恳谈，正是得到了上级党政机关的关注和支持，才能在初始阶段脱颖而出，并得以深化和推广。1999年6月，松门镇举办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论坛”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引起了中共温岭市委的高度重视。中共温岭市委及时总结松门镇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经验，并出台文件加以规范和完善，进而推广到全市各镇，使民主恳谈迅速在温岭市各个镇开展起来。温岭市就民主恳谈下发的多个规范性文件涉及民主恳谈的指导思想、核心原则、组织领导、议题范围、运行程序以及考核奖惩和监督反馈等各方面内容。其中，作用最显著的是把开展民主恳谈纳入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并得到严格执行。绩效考核标准直接涉及政府工作人员的福利、待遇和升迁，成为决定公务人员行为方向的重要因素。把开展民主恳谈纳入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对于调动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开展民主恳谈的积极性、推动民主恳谈的深化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二）群众积极参与 民主恳谈联系着党政机关与普通民众，满足了双方的不同需要，得到了双方的支持和推动。一方面，民众的利益自觉以及参与意识的提高催生了民主恳谈。另一方面，民主恳谈是当地党政机关在新的社会形势下自觉应对社会阶层关系变革、平衡阶层利益的结果。群众有参与的愿望和热情，党政机关也鼓励群众参与，这两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促使民主恳谈取得显著成效并迅速推广开来。 在民营经济比较繁荣的温岭市，民众的参与意识和维权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更加关注与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村镇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劳资福利等公共事务。少数政府官员和经济精英把持当地各项公共事务的传统做法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民主恳谈作为一项加强基层政权与群众沟通交流、汇集民意、影响决策的工作方法应运而生。 在当前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尚存在一些障碍，既有传统观念上的民主虚无主义，又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