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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泰东图书局对创造社影响 　　【摘 要】泰东图书局对创造社的产生和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成为后来创造社“转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泰东既是创造社的“摇篮”，也是成为创造社“转向”革命的催化剂。 【关键词】创造社；泰东图书局；“摇篮与催化剂” 在“五四”文学革命落潮期跃马中国新文坛的创造社，以其狂飙突进式的革命精神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文艺规范的全面颠覆，并对先他们而起的以“《新青年》派”和“为人生派”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新文艺发起了挑战。由于创造社的出现，形成了现代中国文学的新的格局。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创造社能在现代中国文坛上掀起如此强烈的文艺狂飙呢？郑伯奇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中解释了原因。他说：“第一，他们都是在外国住了很久，对于外国的缺点和中国的病痛都看的比较清楚，他们感到双重的失望，双重的痛苦。对于现社会发生厌倦憎恶，而国内国外所加给他们的重重压迫只坚强了他们反抗的心情。第二，因为他们在外国住了很久，对于祖国便常生起一种怀乡病，而回国以后的种种失望，要使他们感到空虚。第三、当时外国流行的思想自然会影响到他们。哲学上，理知主义的破产；文学上，自然主义的失败，这也使他们走上了反理知主义的浪漫主义的道路上去。”[1]郑伯奇指出了这不过是作家的个人坏境，这不能造成一个文学运动的影响，创造社几个作家能造成当时那么大的影响，当然还有它的社会的原因。 诚然，没有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和这些外部的社会环境是不可能有创造社，但是，在众多的外部因素中，研究者们都过多地关注了整体的大的社会环境，却相对地忽略了上海泰东图书局的存在对于创造社产生和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一、创造社的摇篮――泰东图书局 1、泰东图书局与创造社的诞生 创造社其实酝酿于文学研究会之前，可是却成立在后。主要原因之一，是创造社不想像文学研究会那样，找到了一个现成的杂志即《小说月报》作为代用刊物，而创造社主要成员为寻找出版社却经历了不尽的艰难。寻找出版的支撑，在那个时候确然成为结社的关键所在。 创造社受胎于1919年8月郭沫若与张资平在日本福冈博多湾箱崎海岸上的邂逅。当时的郭沫若对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两大著名刊物《东方杂志》和《小说月报》持不屑之感。张资平更显示出一种头昂天外的气势：“中国真没有可读的杂志。《新青年》还差强人意，但都是一些启蒙的普通文章”[2]。 内心的不满于冲动促使他们想以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出一种纯粹的文学杂志，采取同人杂志的的形式，专门收集文学上的作品。不用闻言，用白话。”[3]这便是他们所极力追寻的目标。然而，在当时，国内的文学生产已被纳入了一个市场体系，新闻学和传统旧文学、通俗文学生产一样，必须借助资本运作的力量来拓展自己的地盘、扩大自己的声音。只是，理想化为现实不仅需要勇气和奋斗，还需要条件和时间。从最初的酝酿到创造社的成立，期间他们苦苦等待了三年。1920年的春夏之交，创造社元老郭沫若等人已经商定了一个纯文学团体和纯文学杂志的全部构想，决定由田汉负责在国内寻找出版社。但结果是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找不到出版社，创造社成立的计划也因此被无限期地推迟了。 终于，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使这一群青年与上海一家小书局联系在了一起，当时的泰东图书局的总经理赵南公决心重建理想的新泰东，所以1921年，泰东图书局主动托人找到了成仿吾。这无疑为他及其同人们试图在国内文坛闯出一条新路的梦想带来了希望，于是不惜辍学立即奔赴上海。尽管郭沫若和成仿吾与泰东图书局的最初接触是不愉快的，泰东说是“误会”而成仿吾说是“骗局”。虽有一种被骗感，但上海的出版业无疑对这两个急于闯入者具有极大的诱惑力。成仿吾、郭沫若两人最终接受了赵南公的挽留，并开始了一种“不明不白”的职业生涯――双方没有明确的契约关系，也没有固定的薪酬授受。虽是不愉快，但创造社毕竟与国内的出版机构取得了联系。此时的泰东图书局在创造社同人的眼中已不是单纯的出版机构，它俨然是无奈的失望者看到的希望的曙光。 泰东图书局的出现的确过于偶然和迟缓，为了珍惜这难得的机缘，郭沫若日夜忙碌为泰东图书局编集了《女神》、改译《茵梦湖》、改编标点《西厢记》，作为献给泰东的见面礼。三本书陆续出版后都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几部书的编出，使郭沫若在泰东的地位得到了巩固。于是，他便适时地提出了一种新的文艺杂志的建议。 由于郭沫若拿出了三项成果之后，赵南公同意了“另出一种季刊，名《创造》，专容纳沫若同志等文字”。于是郭沫若决定给去日本、京都等地会晤同志，落实成立社团与出版刊物的诸多具体事情。创造社于是得以在1921年春夏之交正式成立。因此可以说，没有泰东的依托创造社的受胎期不知还要延长多少年。张静庐有更形象的比喻“泰东，是创造社的摇篮”[4]。 2、泰东图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