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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忘记自己说起 　　参加2000年的中央电视台“荣事达杯”主持人大赛，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日子。它在我心中的分量与名利无关，我收获最大的不是拿了第一名，而是突然找到了一种感觉，而在此前近一年的沉沉浮浮中，这种感觉曾经让我费尽心血却又始终捉摸不定。 　　还是从我加入《今日说法》的团队讲起吧。 　　在《今日说法》第一次试镜后，节目组里就有了争议。有的领导觉得我还不错，在电视上像是那么回事；有的领导担心我太年轻了，刚刚本科毕业，离他们原来设想的年龄差距有点大。我最终还是得到了做《今日说法》实验版的机会，虽然不清楚今后要在节目组里充当什么样的角色，但是，能够参与真正意义上的法制节目的诞生，这让我很兴奋。 　　 　　幸运的是，从《今日说法》开播的第一天，我就是这个团队的一员。 　　1998年，《今日说法》节目组准备招主持人，他们最初考虑在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以外的高校里找法律专业出身的人员。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节目组先后到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转到北大的那天，我恰好不在学校，据说面试的时候，来了一百多个学生。节目组临走时学校老师还说，我们还有个同学比较活跃，但是今天没在，能不能留个电话让他试试。我当时是社团活动的积极分子，临近毕业，戏剧社想搞一台演出，我正风风火火忙着演出的事情。等我回到学校，节目组已经走了两三天了。听说他们找到了两个比较满意的候选人，近期就要开始试镜了。我觉得这下没戏了，后来，老师说你还是试试吧，毕竟是个不错的机会，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在聊了足足15分钟之后，节目组邀我见面了，还说，毕竟是个电视节目，得看看你长什么样，就这样我生平第一次跨进了中央电视台的大门。 　　筹备栏目的过程真的非常艰苦，虽然节目有夭折的可能性，但是整个团队斗志特别高，没有办公场所，我们就长期占据中央电视台二楼的一个咖啡厅。有一段时间，大家开玩笑说，二楼咖啡厅简直成了我们的办公室。当时节目组给所有嘉宾留的电话，都是咖啡厅电话，连咖啡厅服务员都说，怎么一天到晚全是找《今日说法》的？ 　　《今日说法》终于开播了。作为栏目的主持人，我的起步很艰辛，其间的磨合过程非常艰难，我几欲放弃，大脑里面有时会出现暂时的空白，看着嘉宾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倾听嘉宾的谈话，但接下来该怎么办？接着就想看稿了，可是又不好意思看，还要假装听嘉宾讲，实际上眼已经直了。有时候嘉宾会停下来，等着我问下一个问题，这个空当我尤其慌乱，不知道下面该做什么。我曾经创下一个纪录，《今日说法》一期节目录了两个小时。但是一期节目是15分钟，除去八九分钟的内容，演播室里也就6分钟的访谈，而我一连录了两个小时。后来编导说，你再录两个小时，就赶上一台春节联欢晚会了。 　　让我最难受的是，周围所有的人，包括演播室的灯光、摄像，包括场外的导播，都能看得出某几个瞬间我不在状态。我的确信心不足，花了很多精力去考虑别人会怎么看我，而没有完全投入到节目的主持中。在那种漂浮的、遮遮掩掩的状态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险。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荣事达杯”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了，我既心动又畏惧，十分矛盾。《今日说法》那时候播出一年多了，虽然磕磕碰碰，但节目基本上是在慢慢进步，并渐渐获得了观众的认可。在这种情况下参加比赛，如果成绩好的话，自然锦上添花，万一失败了，或者在比赛中丢人了，观众会怎么想呢？他们会不会觉得这种水平，怎么能在中央电视台主持节目呢？虽然心里的念头百转千回，但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还像平常那样录节目。有意思的是，大赛的广告片就放在《今日说法》之后播出，所以我老能看到，我越强迫自己忘掉它，内心的向往越是蠢蠢欲动。栏目组的同事就问我：“小撒，你怎么不参加这个比赛？”我说压力太大，万一弄不好多丢人。制片人肖晓琳老师听说后就鼓励我去，她说：“没事，你放心去参加比赛，哪怕倒数第一名，《今日说法》也要你。”有了她这句话，我就下定决心，打算破釜沉舟了。 　　这是我主持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在大赛的舞台上，突然间整个情景变得生动了，有对手了，有真实的观众了，我看到了他们的笑容，听到了他们的掌声，读懂了他们的鼓励。尤其是每当我有一点精彩表现时，场上场下立刻会形成一种共鸣，这个气场使我瞬间跨过了心里的那道坎，就仿佛不易察觉、不为人知的潜能瞬间被悉数唤醒，并且开始膨胀，它让我的灵感不断闪现，我知道我能做好，以前所有的不满意、不自信，对我来说一下子都不再是困扰了。 　　至今我还记得在场上说的最后一句话，比赛的最后一个环节是每个选手再说一句话，评委依据它打出综合表现分。当时参赛选手都知道有这么一个环节，所以事先都想好了说什么。我也想好了，当最后站在台上的时候，我突然发现现场观众气氛不对：很多观众在笑，而且是看着我在笑。这时我才注意到，九名选手站在台上，包括我在内的前面八名，身高都比较平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