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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映现时代 昨天与今天的香港摄影 　　“起飞”之前 钟文略与何藩的年代 　　回溯历史的话，抗战胜利后，香港人口只有四五十万，1949年香港人口增加到两百多万，五十年代进一步增加，带来很大的居住和就业问题。二战后，英国人基本上已经失掉在东亚的势力，在香港没有长远的管制计划，所以当年的香港法律很不健全。英国人当年对左派和右派政治力量，不会控制很严，让中国人自己吵嘴好了，英国人在香港就争取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的管制是有巧妙之处的，在当年来说，香港有一定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但关键部分抓得很紧，当年香港是没有民主选举的。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先来看老一辈的摄影家钟文略，他现在九十多岁了，大陆很少人知道他。他是广东人，抗战时期辍学，战后来到香港生活。他很有美学天分，很快就在戏院找到画宣传画的工作。他对一般民众的生活比较关心，参加左派工会，在工会摄影班学习了摄影，算是当时的左派文艺青年，他拍的照片很“贴地”。所以我们看到钟文略拍摄于五六十年代的照片，与何藩的照片有很大区别。 　　他的一些照片，记录下五六十年代香港的情况，有草根阶层的生活，有城市面貌，有殖民政府的活动，还有六十年代香港左派的活动。在他照片中可以看到港岛上很穷的社区，现在是豪宅所在，非常昂贵的地区；可以看到庆祝英女王加冕的花车巡游；还可以看到小孩子在街道上拿着五星红旗玩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还有一张拍摄1967年香港左派游行，民众在港督府贴大字报，这是受到大陆“文革”的影响。 　　很有趣的问题是，他这些算不算纪实摄影呢？我觉得还不算。五六十年代，西方纪实摄影的理论和思考已经达到很成熟的水平，香港这些摄影师，都还是没有这种理念的。与何藩不同，钟文略来自草根阶层，他的照片都与生活息息相关，反映了社会大众的事情，这是一种写实风格。他因为画宣传画，一定要看电影，这给他很多美学教育，他的影像很有形式感，能拍到故事场景的张力。今日香港人面对他的作品，多是以怀旧心态，看作当年历史的记录，但我认为，研究他的摄影，应该从他的艺术创作角度去看。 　　主观纪实与“回归”前后的社会观察 　　钟文略活跃的六十年代，摄影是蓬勃发展的大众文化活动，很多摄影会在香港成立。在冷战和越战等国际背景下，香港出现了比较安稳的日子，很多外商在香港投资，英国人建了廉价房屋，工人工作稳定下来。当时的香港人对政治是不关心的，只要下一代好好念书多赚钱就好。7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新一批对摄影有兴趣的年轻人去国外念书，带回新的经验和观念，比如高志强，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带有主观情绪的纪实性的图像，不再是那种忠于社会现实，而更多描写自己内心的感觉，和钟文略、何藩那种传统的街头摄影很不一样。 　　七十年代经济起飞，高志强和梁家泰这一辈有几位都去做商业摄影，进入商业摄影发展最蓬勃的年代，可以说那个阶段摄影的人文气氛不浓厚。八十年代，中英谈判，香港面对回归，新闻摄影开始蓬勃起来了，尤其是到九十年代，有不少年轻摄影家都跑去做摄影记者。余伟建是香港美联社的资深摄影记者，他是我们这一辈的人，八十年代学摄影，之后投身于摄影记者，他近期的作品“麦难民”，反映香港的一种社会现状：房价太高，很多人买不起房子，就干脆住在麦当劳里面。对社会的关注是这一辈摄影人的共同特征。 高志强 摄 　　我生于香港，成长于香港，离开香港，回到香港，再用另外一种眼睛去看香港，感到这个城市有一种非常无重量的状态。1993年我从法国回来，原本在学校教书，面对香港回归这个重要的历史进程，我决定去做摄影记者，前前后后做了十六年。我喜欢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外在世界，我的作品《香港德忌笠街的狂想》取自一条香港街道的名字，香港这个地方，直到现在都有很多奇怪的街道名字。每天千万人经过，但没几个人知道街道为何如此命名。其实这是英国十九世纪一个殖民地总司令的广东话名字，这是一种权力的延伸，当年的殖民者用这种名字进入你的生活空间，延伸他们的权力。在这样的经济文化结构下，街上的人?钐?怎么样？他们如何生活？将来香港会怎么样？街道名字会不会改？我们不知道。 　　“我”的位置在哪里 　　我相信，过半香港人都是1949年之后从大陆过去的，但八九十年代在香港出生的另一代人，没有经历过香港贫穷痛苦的年代。摄影师萧伟恒的父亲当年从大陆偷渡到香港，然后安定下来，萧伟恒这样的一代人就要面对个人身份的问题。这些年轻人很多毕业于香港本土的学院，与上一代海外归来有区别。他们拍照片，没有从大历史去看，他们的问题是关于自己的位置。可能你看余伟建我们这一辈的作品，都没有看到“我”的位置在哪里，但是新一代敢于表达他们自己面对的问题和情况。萧伟恒的这些照片是从香港拍深圳，这些位置就是当年人们从深圳偷渡上岸的位置，暗处是现在香港的郊区，亮的地方是现在发达的深圳。今日的香港年轻人，面对大陆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