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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形式法律适用 　　【摘要】单方面解除销售授权书造成损失引发退货、赔偿预期利润纠纷案已审理终结。但对于该案涉及的法律理论问题却引起人们的思考。其中，关于我国对公约提出保留的效力、合同订立的形式方面要求、当事人之间习惯做法以及违约救济更值得探讨。 【关键词】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形式；习惯做法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7-021-02 一、案情 被告意大利某克公司（下文简称“克公司”）于2006年、2007年指定原告浦东某机电公司（下文简称“机电公司”）为Comae品牌授权经销商，负责洗地吸干机、扫地机、真空吸尘器等的销售与服务。被告保证，按照授权经销商的要求，向其提供全面的技术和零部件支持，以确保顾客满意。被告应尽其所能，在未来与原告扩大合作并建立强有力的长期商业合作。然而，被告却于2008年1月份分别向中国用户和易初莲花超市致函：被告从2008年1月1日起指定案外人北京凯堡公司为中国唯一被授权经销商。同时，还载明：凯堡公司将在北京总部和上海、广州分部拥有充足的设备库存，也将在成都设立分公司、展厅和销售中心。原告机电公司不再是被告产品的指定经销商，但是原告仍然可以通过凯堡公司购买Comae品牌的设备和配件，作为分销商来进行销售。凯堡公司曾经努力将原告纳入他们的销售战略，遗憾的是原告对此并不感兴趣。与此同时，作为原告分销商的西安嘉仕公司、广州兆安公司向原告提出退货的要求。因为这两家公司由于原告与被告的代理合作关系中止，造成两家公司在经销上出现重大损失。经过协商，两家公司将货物退回原告。至此，原告因为被告的宣称，原有设备已经无法销售，商誉亦受到了严重损失，虽经多次交涉，但被告均未予以解决。2009年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被告应当保证原告有权销售，其解除授权行为已经直接导致原告持有的设备无法销售，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在中国境内确定“授权经销商”，并出具授权书的行为，实质上与原告构成了买卖关系。其次，案件中当事人虽未书面约定合同争议适用的法律，但双方当事人分别位于中国和意大利，两国均是CISG公约的缔约国，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属于公约的适用范围，故此案纠纷应当适用公约。再次，被告出具授权书的行为是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原告基于授权书信赖被告是合情合理的。最后，被告取消授权对原告存货销售形成了了重大影响，造成了重大损失。法院最终判决原告退还货物，被告返还货款，并支付海关费、关税和报关费用；赔偿原告预期利润损失和仓储费。一审判决后，被告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评析 此案在法律的适用、合同订立形式要件的认定以及违约救济问题上均有值得探讨之处。 （一）关于国际条约保留的效力问题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条第1款第3项将条约的保留定义为“一国于签署、批准、接受、赞同或加入条约时所作之片面声明，不论托辞或名称如何，其目的在摒除或更改条约中若干规定对该国适用之法律效果”。该条明确地阐明：对条约的保留是为了排除或者更改一国承担履行某一条款的义务，即该国可以拒绝执行所保留的条款。换言之，保留的性质在于排除某项国际义务，而不是承担某项国际义务。在遇有其他缔约国就保留的条款主张相关权利时，保留国可以据此抗辩。李浩培先生在《条约法概论》中明确指出：“在实质上，保留国所提出的保留，必须使条约的某一规定的法律效果在对保留国的适用上被排除或改变，否则就不是保留。”由此可见，我国对条约某一条款的保留即排除了我国适用该条款的条约义务。 我国加入CISG公约，即承担了适用该公约的义务。但是我国关于合同的形式提出了保留，排除了承认非书面形式的合同有效成立的义务，而不是承担了否定非书面形式的有效合同成立的义务。非书面形式合同有效成立与否，应根据有关国际私法规则确定准据法。确定为准据法的有关国家法律，如果承认非书面形式的合同有效性，那么非书面形式的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在其他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有效成立。我国《合同法》于1999年生效，承认包括口头形式在内的非书面形式合同的有效性。不难得出，中国并不否认非书面形式合同的有效成立。中国到目前为止，仍未撤回该项保留，原因也在于“我国法院认定非书面合同为形式上有效的行为并不使我国违反国际义务”。 本案中双方并未签订书面经销协议等文件来约束权利义务，而是采取由被告单方出具授权书的形式，但这并不妨碍合同的有效成立。其理由是：1.被告每年都给原告出具相应的授权书，指定其负责Comae相关产品的销售和服务，并保证全面的技术支持与服务，因此这是一种较为紧密的买卖关系。2.双方对货物的交付和价款本身不存在异议，而这是合同的主要权利义务。授权书应当认为是权利义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