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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协商民主特质和基层协商民主发展 　　摘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实践的重大成果，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选择。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开展基层协商民主，促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切实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以适当方式的协商形成共识、化解矛盾，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根本目的。着力优化政协组织建设，大力拓展统战部门的协调服务范围，全力推进基层民意代表的培育，是发展基层协商民主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协商民主；基层协商民主；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D6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3）06-0081-04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的论断。这是第一次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正式提出和确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概念。党的十八大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更引起了学术界关于协商民主的研究热潮。众多论述均不同程度提及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但往往忽略协商民主的“中国特色”，而且也未能就党的基层组织如何推进协商民主提出对策建议。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协商民主的特点，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发展，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自古就有协商民主的文化基因和历史渊源，我国协商民主不是直接借鉴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产物 我国协商民主的文化基因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和”文化。“和”是中国文化的根。和谐、和睦、和气、和平都集中体现了“和”的精髓。但“和”不是“同”，“和”总是以多样性、差异性的现实存在为前提。“和”的观念中蕴含着包容，包容就离不开协商。人与人的和谐相处都是以包容为前提，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的一切行为，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无论是显性还是隐性都是协商的过程和协商的结果。 从我国协商民主发展的历史渊源看，上古时期的禅让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协商民主的原始理念和初始模式。尧到了年老的时候要传位于人，首先举行部落联盟议事会，通过各部落领袖推举舜为继承人。后来，舜又经过治水考验，且在部落联盟各方认同大禹的现实表现后，舜决定禅让于大禹，禹在舜死后继位。禹后来也以同样方式先后指定了皋陶、伯益作候补继承人。尽管这一说法受到自荀子以来历代文人的质疑，但这一史实或者构想反映了中国在五帝时代复杂的部族政治现实状况下，通过各方诸侯商议推举国家领导人的作法，实际上是协商民主探索的“原始版”。虽然后来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不可能对民主政治进行实践，但历代朝廷、官府的议事过程都有协商民主的成分，都是对“和”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西方的协商民主则不然。它是相对于选举民主提出来的。自古希腊城邦政治时代开始，就有了较为充分的直接选举，后来在代议制政府的构建和政党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又逐渐产生了间接选举。但是，随着选举民主在西方的广泛推行，其弱点不断暴露甚至成为西方国家民主选举的致命硬伤。一些政客为维护自身所代表的特定集团的利益，为多拉选票往往采取过度竞争手段，选民面对各种政治主张无所适从，特别是选举过程中充满希望、选举结束后倍加失望的现象屡见不鲜，于是选民们远离选举，致使投票率逐年下降。以美国为例，“美国公民并没有真正享有平等的选举权。2012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符合条件的选民人数比2008年增加了800万，但实际参加投票的人数反而减少了500万，投票率仅为57.5%。皮尤中心2012年2月的一份调查报告称，选民登记系统存在着错误和低效，削弱了选民的热情，也加剧了党派间关于选举公正性的争论。美国选举形同金钱对决，政治献金深刻影响美国的政策走向”[1]。选举民主采取的“多数人的决策”，既不能真正体现多数人的意志，也未能尊重少数人的权利，对公共决策的合法性基础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政治学文献开始出现协商民主理论，大力倡导全体公民平等地参与协商讨论，希望通过协商方式矫正选举民主导致的政党之间相互拆台诋毁、民众利益遭受损害的缺陷。尽管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研究取得进展，但在代议政治架构下的实践没能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历史和现实无不表明，我国的协商民主不是对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成果的直接借鉴和引进，更不是受到西方协商民主的启发而产生的，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政治实践的产物。 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实践的重大成果，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选择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非常重视协商民主的实践探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主张和长期与党外人士协商合作的理念，并推行了“三三制”政权，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可以说这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萌芽和雏形[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