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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秦朝速亡原因和启示 　　摘 要：秦国历时十年，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共融的中央集权制帝国，却又在短短十几年间便土崩瓦解。古往今来，秦朝的骤起速亡是学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秦朝所崇尚的法家治国方略是法、术、势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它以顺应时势、合乎人心的法为基础，术和势的运用必须建立在法的基础上。秦朝速亡的根本原因是最高统治者对法家治国方略的理解与运用发生严重偏差，从而导致重大政策失误，法、势、术尽失而致灭亡。然而，法家治国理论僵化导致制约机制的缺失也是秦速亡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秦朝；速亡；原因与启示 众所周知，秦国在短短十年时间内相继灭掉六国而统一中国，但其统治仅维持了十几年便土崩瓦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秦朝的速亡？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本文着重从法家思想理论体系和秦朝统治者施政实践的对比分析入手，讨论秦统治者对法家治国方略理解执行的偏差，并从法家思想内在缺陷的角度分析其在秦朝速亡的历史教训中扮演的角色。 一、对法家理想的背叛 在古代的政治思想史中，公的概念始终是国家治理与否的一个关键，这一思想应该有天人关系下政治观的影响。《吕氏春秋篇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1]对此高诱注引《尚书”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之言，来解释”天下之天下也”，正可见这一思想渊源所在。随着君的地位日益提升，君被等同于天，如《左传”君，天也”。[2]天的公性又进一步被君体现，成为君主统治的必备条件。所谓”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 法家继承了这个思想，并进一步将法作为是体现这种公义的制度载体。如《韩非子”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同时，法家之法所代表的公，不仅只是针对臣民之私而言的，而且是针对君主之私而言的。如《商君书”……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3]可见，法家对法的强调，是把包括君主在内的一切人都依于法的标准之下的。这样一来，法制代表的公义，在客观上就会对与之相对的私义形成一定的规定和限制。 此外，法家的法不仅为”公”，而且为”民”。《韩非子”故其治国也，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陵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孤幼得长，边境不侵，群臣相关，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4]《韩非子”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5]由此可见，法家主张的法是为”公”和为”民”的，他们极力反对君主”忘法”和”用私”。[6] 反观秦统治者，为了一己之私穷兵黩武、大兴土木，国家的赋税极其繁重，使民众苦不堪言。而当时的统治阶层则认为：”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出心裁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7]可见，当时的法已经成为了秦统治者实现私利的工具了。这与法家所主张的为公为民的政治主张是背道而驰的。 由此观之，从”为天下治天下”到”独擅天下之利”，从重公利而轻私利到重私利而轻公利，秦王朝统治者完全背叛了法家为公的理想，秦的速亡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用”法”的失误 （一）从法要”随时而变，因俗而动”到”其道不易，其政不改” 法家认为，要实行法治，其一，必须制定法度。即所谓”先王悬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释权衡而断轻重，废尺寸而意长短，虽察，商贾不用，为其不必也。故法者国之权衡也。”[8]其二，法应”随时而变，因俗而动”，即所谓”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9]其三，法应”顺乎人心”，取信于民，即所谓”刑罚必于民心”。[10] 在秦灭六国后，农战已经不再是制约国家强盛发展的主要矛盾了，且六国国情不同、风俗各异，但秦朝统治者仍然沿用商鞅之法不知变，因而在”不抑土地兼并”、”利禄官爵，专出于兵”和”焚书坑儒”等政策的施行过程中引发了大量尖锐的社会矛盾。正如《史记：”……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11] （二）从”垂法而治”到”释法用私” 《商君书”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12]可见，商鞅认为，取信于民，推行法治，需要君臣有”共”，即执法权是君臣所共享的。在君臣职权的划分上，法家强调”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韩非子”是以圣人不亲细民，明主不躬小事”。[13]这就是说，一方面，君主应该在根本要害之处大权独揽，对臣下的赏罚大权更是要牢牢控制在君主一人手中；另一方面，君主不能事事躬亲，而应君臣各守其职。同时，法家也注意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14]所以，他们倡导：”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