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国医改30年历程.doc

回顾中国医改30年历程 2005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的研究报告被披露，其中明确指出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总体上讲是不成功的”。此报告被广泛解读为失败由市场化改革所致，激起强烈社会情绪，“看病难、看病贵”从此成为社会焦点议题。 对于医改的时间界定，一般从1985年改革算起。但追本溯源，中国医改的时间还要早些，大概始于30年前时任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的一句话：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 1979年：医疗改革“初露端倪” 1979年元旦，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钱信忠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提出，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此时，改革开放刚刚起步，钱信忠的讲话，显得大胆而前卫。 不久，卫生部等三部委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强医院经济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此后，卫生部又开展了对医院的“五定一奖”(即定任务、定床位、定编制、定业务技术指标、定经济补助、完成任务奖励)工作，并开始尝试对医院实行“定额补助、经济核算、考核奖惩”，黑龙江、吉林、山东、河北、浙江等地的五所医院被列为“典型”。 1980年，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允许个体医生开业行医问题的请示报告》，打破了国营公立医院在医疗卫生领域一统天下的局面。 1985年：中国医改“元年” 从1981年至1989年，每隔三四年就有中央文件出台，其中关键性的文件是1984年8月，卫生部起草了《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提出“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好。” 正是在这一政策下，1985年成为医改的启动年。改革的手段从最初就十分明确——“给政策不给钱”。 这一时期产生了两个改革典型，一是转换经营机制的“协和经验”，二是后勤服务社会化的“昆明经验”，在全国卫生系统备受推崇。这样的改革，在一定时期内当然会显现出成效。然而，在成效初显的同时，医改的一些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由于实行“放权让利”的财政包干制，政府财政收支占GDP比重急剧下降，公共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也一路下滑，政府对公共卫生的投入严重不足；基层、特别是农村医疗卫生防疫网加速破败，严重影响到广大农民的健康保障；由于过分强调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医疗机构开始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卫生医疗部门的行业作风开始变坏，名医生走穴、药方里开出电饭煲等一系列医疗乱象随即出现?? 1989年，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扩大医疗卫生服务有关问题的意见》，医改在争议中继续前行。 1992年：向“医疗市场化”进军 1992年春，中国掀起新的改革浪潮，医改再次提上日程。 “如果等一二年，其他部门、行业各种产业部搞起来了，甚至你自己的领地都被人家挖走了，市场、群众就不需要你的产品了。”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陈敏章在华东七省市卫生厅局长座谈会上说。 “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1992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时任卫生部医政司司长的迟宝兰后来在会议上要求：医院要在“以工助医”、“以副补主”等方面取得新成绩。 此后，点名手术、特殊护理、特殊病房等新事物，像雨后春笋般在医疗系统涌现，正是在这一阶段，卫生系统的内部争论日渐兴盛，围绕“医院是不是掉到钱眼里”、围绕政府主导还是市场改革，两种思路开始针锋相对。 争论的集中爆发，是在1993年5月的全国医政工作会议上。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殷大奎在报告中明确表示反对医疗服务市场化，这番表态随即被认为“思想保守，反对改革”。两派观点在会议上吵得不可开交。 从统计数据来看，截至2000年，我国的卫生事业在国家投入不足的情况下仍然在高速发展。据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卫平介绍，1980年，我国卫生机构的数量是18万家，到2000年时已经达到32万家。 2000年：产权改革的号角 2000年，在江苏的宿迁掀开了一个在以后被冠以完全“市场化”的医院改制——卖医院。 这一举动的源头来自于当年2月，国务院公布了数易其稿的《关于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意见确定了实行医药分业等几项原则。意见中，“鼓励各类医疗机构合作、合并”，“共建医疗服务集团、盈利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放开，依法自主经营，照章纳税”等条目，让宿迁“激动不已”，这也使得酝酿于1999年的宿迁医改名正言顺。 五年下来，除两家公立医院，宿迁其他133家公立医院均被拍卖，宿迁政府自我评介“医疗事业基本实现政府资本完全退出”。而这一切的主要根源是财政投入出现不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丁宁宁分析：“卫生费用主要来自地方财政，地方财政卸包袱的冲动，是医改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