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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公共性的学术追思与实践理性 　　中国大众传媒的进步与发展需要包括媒介公共性哲学在内的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双重护航与引领，《大众传媒公共性研究》一书是富有媒介职业伦理的哲理和智慧的专著。 　　大众传媒具有什么样的功能与属性，承担着什么样的社会角色与作用，一直以来可谓见仁见智、纷争不止。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大众传媒正以各种新的质态与样态与日俱增地强力介入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强烈影响着各类社会群体行为，愈来愈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扮演起其他如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社区、学校、家庭等所无法替代的社会角色与作用。因此，有关大众传媒的功能、属性与角色的探讨越来越成为中外学术界及世界民众日益升温的关切之一。但由于历史发展与文化传统的差异，中西方在媒介的社会功能与作用方面的定义及阐释存在差异。一般意义上讲，在欧美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众媒体被视为与司法权、立法权与行政权可以并置的“第四权力”，是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一种存在，媒介权力不是政治权力的延伸，二者之间不是一种隶属关系而是一种并列关系。正是基于此等权力的架构，大众传媒能够保持某种免予政治权势干预的自立自为性，也正是这样的相对行为独立性，铸就了大众传媒监测社会、制衡权力的“看门狗”（watchdog）的角色，推动了其对政府滥权的监督与约束，一旦政治权力不顾民意，为所欲为，最终伤害到社会公益，大众传媒就会群起而攻之、迅速发挥舆论监督的力量。曾名噪一时的“水门事件”，我们既可以把它看作西式民主的一种神化，更可以把它看作独立于政府的新闻媒体制衡权力、监督权贵的经典演绎。与欧美国家迥异的是，在中国，新闻传统媒体一直被视作党和政府的喉舌（当然也是人民的喉舌）。从权力架构组成角度来说，媒介与政权是一种主从关系、隶属关系，媒介一直被置于党与政府的绝对领导与管控之下，不可能对政权形成实质对抗与强制约束。尽管自20世纪末至今，市场经济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取得了主导性地位，大众传媒的生态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由于众所周知的特别国情，总体上，大众传媒与政治权力之间的隶属关系并没有被颠覆性转变。虽然，笃信制衡与监督政治权力理念的西方媒介常常追寻与恪守的是检测环境、协调社会的“坏消息就是好消息”的传播行为基调，奉行宣传与“喉舌”职能的中国媒体演绎出的往往是“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等正面宣传为主的新闻职业伦理，但见微知著，我们会?l现中西方在大众传媒社会职能的认知与践行上并非完全相龃龉，至少在传承文化、揭露丑恶、协调社会等公共利益方面存在相对一致的媒介价值追求，而这种一致性，简言之就是大众传媒的公共性的核心精神体现与实践理性――这也正是朱清河教授这部《大众传媒公共性研究》专著所致力探讨的当前主要学术热点议题之一。客观地说，该部专著的问世，是迄今为止本人所见到过的媒介公共性专题研究领域最具深度、厚度与广度的一部力作，也是国人第一次对中国特色传媒公共性的合法理据与渊源做出的最具说服力、开拓性的学理阐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不可小觑。 　　首先，该专著有助于人们突破媒介社会功能与作用的传统认知定式，增强大众传媒工作者践行新闻公共性的理论自信。 　　在中国，一直存在着媒介作为意识形态宣传工具的国人认知传统。绵延千年的邸报一直由朝廷开办，不得民间染指。新中国成立前后相当长时间内，报刊、广播等大众传媒一直被厘定为中国共产党规制下的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组织者、助推者、鼓动者与宣传员。“文化大革命”之后，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现象级推行，为大众传媒的产业属性与社会功能提供了再厘定的契机，自此，学界、业界，甚至政府背景的相关研究机构谨慎而又大胆地开启了大众传媒定位与角色多元化探讨之旅。1985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曾如是定义过中国媒体的性质：“我们党的新闻事业，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事业呢？就它最重要的意义来说，用一句话来概括，我想可以说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自然是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的喉舌，同时也是人民自己的喉舌。”1992年国务院转批原国家计委《关于全国第三产业发展规划基本思路》的报告，提出把包括报刊等“一部分有条件的文化，体育事业单位推向市场”，表明此时的政府委婉确认了媒体的市场产业性质。1997年1月，国务院发布的《出版管理条例》第四条中指出新闻媒体“将社会利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此无异于宣告了一个全新的媒介指导原则与功能定位的诞生。从“组织者”到“宣传者”，从革命的“工具论”到党和政府“喉舌论”，再到“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体现了中国传媒角色观的轨迹，但规制传媒属性的理论依据则是一以贯之的。 　　从20世纪末至今，中国媒体经历了由国家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转向“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漫长角色变迁之途。在此期间，传媒界先后经历了属性与功能定位的“阶级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