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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分异视角下进城居民再迁意愿分析 　　摘要本文利用浙江、河南、四川三省960份已从农村迁移到城镇的居民的入户调查数据，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验证，分析居民再迁移倾向。研究结果表明：①从描述性统计看，69.69%已进城居民不愿再迁，主要是生活原因，而30.31%的居民愿意再迁，主要是经济原因。②从三省总样本上看，一是女性较男性有更强的迁移意愿。二是年龄对再次迁移意愿有负向显著影响，年龄越大的进城居民更倾向“安土重迁”。三是家庭类型中三代同堂较单身家庭有更强的迁移意愿，因为养老难、子女教育难。四是手工业工人较村组干部更不愿意迁移，技能优势使其在城里更有保障。五是家庭年总收入对再迁意愿有正向显著影响。六是浙江、四川与河南三地的差异显著，因为三地分属于我国东中西部，社会经济、居民收入和文化观念存在显著差异。③从分省比较上看，一是性别、打工年限、家庭类型在浙江省和四川省模型中均有显著影响，但方向相反。二是工作类型在三省都有一定的影响，但存在差异。三是家庭年总收入在河南省不显著，而在四川省和浙江省均是正向显著。四是搬迁到城镇的年数在河南省是正向显著，而在浙江省和四川省是负向显著。五是浙江省和四川省模型都说明对政府越满意，居民越不愿意迁移。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在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政府应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关注已进城居民对经济、生活、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合理需求，重视不同区域社会经济和文化观念的差异性，健全人口迁移的相关体制，落实各项相关保障政策。 　　关键词城镇化；再次迁移意愿；二元Logistic模型；东中西部 　　中图分类号F06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7）07-0139-08DOI：10.12062/cpre 　　人的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内涵[1]。农村人口迁移的回流问题最早开启于19世纪末，拉文斯坦（Ravenstein）认识到迁移人口重新返回家乡生活的事实，发现接近25%到美国打工移民的欧洲人又重新返回自己家?l生活[2]。然而，研究者们习惯性地将农村人口迁移认为是一种静态的从农村到城镇的单向地理性迁移，只统计迁移进来的外来人口而不统计回流的那些人口[3]。直到20世纪60年代，国外学者意识到农村人口迁移会发生循环迁移，不只是从经济落后地区迁移到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单项行为。格梅尔希（Gmelch）将返回农村迁移人口分为暂时性迁移型的回流人口、希望永久迁移但是因外部原因被迫离开的人口、希望永久迁移但是因主观原因而最终返回的人口等三种类型[4]。高希（Ghosh）统计出1870―1940年期间共计有1 000万的迁入人口由于各种原因离开美国回返迁出地，其中不少人从一开始就有在美国打工然后回家乡享受生活的打算[5]。这些现象也同样出现在非洲国家跨国打工人口身上，他们又从西欧回返到自己母国[6]。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缅甸、孟加拉等亚洲地区的研究也表明，很多流动人口工作在一地，而消费和投资又在另一地[7]。勾德斯坦（Goldstein）对泰国曼谷的人口迁移做了长期跟踪研究，分别于1974年和1985 年进行了两次调查，调查结果均表明大部分迁入曼谷的人口都将迁往他处或回到故乡，在曼谷居住一年以上的仅有2%，其中，永久居留者占21%[8]。而迁出地与迁入地之间的收益差距造成回流，这种收益是综合性的，包括经济收益、社会文化、心理认同、环境等多个方面。除了比较收益之外，文化传统、故土意识与归属感等社会文化因素也对迁移人口的回流产生较大影响[9-10]。国内农村迁移人口回流研究方兴未艾。大部分学者认为我国农村迁移人口的回流现象存在特例化，主要由于我国存在着特殊的制度场域。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尽管国外劳动力迁移不存在类似于户籍制度等障碍，但是国外的跨国劳动力迁移的生存状况、流动方式与我国农村迁移人口几乎一致[11-12]。而且当前中国的户籍制度影响没有那么大[13-15]。我国幅员辽阔，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社会文化、资源禀赋等存在较大差异，如何满足各区域农村进城人口的多样化需求是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有效途径。本文利用浙江、河南、四川三省960份已从农村迁移到城镇的居民的入户调查数据，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验证，分析这些居民再迁移倾向及其区域差异，由此归纳不同区域背景下进城居民的再迁规律，以期为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提供有益借鉴和思考。 　　1样本情况、实证模型与变量设定 　　1.1样本情况 　　本文以浙江、河南、四川的进城居民为研究对象。选取上述三省的原因是，浙江是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城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社会经济变化引起的微观迁移主体矛盾能够得到充分的展示[16]；河南是中部地区的农业大省，其农户迁移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