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道德价值智慧的现代启示.docVIP

中国传统道德价值智慧的现代启示 一个没有自己独特文化的国家，是难以在世界民族之林长久屹立的；一个没有自己独特道德精神的民族，会是一个丧失民族灵魂和内驱力的民族。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传统，是中国人民最可宝贵的民族精神的一部分。环顾当今之中国，随着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中外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外来道德文化对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影响日盛，西风东渐、唯洋是好几乎成为大多数人的时髦。正是由于这种现象的出现，使很大一部分人的价值取向出现了偏离，从而使社会价值体系出现了失衡的现象，那么，如何才能扭转这样的现象呢？这就需要借助我们老祖宗的传统价值智慧，去其糟粕，汲取其精华，使其成为我们树立正确价值体系的指示明灯，人生之舟的航行舵把。纵览从孔子到孙中山、蔡元培等历史上对我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形成和发起着重要作用的一些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的道德理论，只要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加以分析，不能不感悟到其中蕴含的许多有益的道德智慧，至今仍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思想价值。从我国传统道德智慧中吸取合理的因素，对于我们在发展经济的整个进程中，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振奋民族精神，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道德素质，改善社会道德风尚，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基于传统道德价值智慧的现代启示，最值得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中发扬光大的基本道德精神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重视整体精神，强调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而奋斗的爱国主义思想。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道德思想，始终贯穿着一种可以称为“公忠”的道德精神。从《诗经》提出的“夙夜在公”，《尚书·周官》提出的“以公灭私民其允怀”，直至王羲之的“以身任天下”、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替众人服务”，都奔涌着一种为整体而献身的精神。宋明理学家所倡导的“义利之辩”和“理欲之辩”，在剔除其为封建国家服务，抹煞个人正当利益的消极因素以后，也可以看到其中渗透着一种为国家、为民族的公利而自觉牺牲个人私利的强烈道德要求。正是在重视整体精神的影响下，出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的利益不息奋斗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中华民族在自己的五千年文明史上，之所以能历经磨难，长兴不衰，具有强烈的民族凝聚力和坚韧不拔的民族伟力，就是因为我们民族有着这种“廓然大公”、爱国、爱民的崇高道德精神。 正是基于这种重视整体利益，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首要位置的根本道德价值取向，中国传统道德在个人与他人、社会、群体的关系问题上，始终强调“舍己从人”、“先人后己”、“舍己为群”。在“义”与“利”的关系上把代表整体利益的“义”，放在代表个人利益的“利”之上，强调“义以为上”、“先义后利”、“义然后取”，主张“见得思义”、“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尽管董仲舒和宋明理学对先秦儒家的“义利之辩”进行歪曲，主张“重义轻利”、“贵义贱利”，但其基本精神是主张在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矛盾、冲突时，应以义为重，以国家、民族之大义为先，牺牲个人的私利。中国传统道德中的“意义轻利”，重道义轻利益的倾向应当克服，但重视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重视道德的独特的内在精神，应当积极地继承和发扬。因此，在实现将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只有在全民族中发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倡导重视整体利益，把国家、民族的繁荣进步，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放在个人利益、个人享受之上，才能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只有发扬重视整体利益的道德精神，发挥道义的巨大力量，才能帮助人们克服斤斤计较个人私利、见利忘义、“一切向钱看”的现象，自觉关心他人、集体、国家的利益。 其二、推崇仁爱原则，强调建立“厚德载物”的和谐人际关系。在中国传统道德中，以儒家为代表的“仁爱”思想是一种协调人际关系的具有积极意义的重要道德精神。“仁爱”既是一种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又是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的重要智慧。“仁者爱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欲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应当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仅如此，还应当做到“恭”、“宽”、“信”、“敏”、“惠”。我们知道，所谓道德，即在考虑自身利益的同时，考虑到他人与集体的利益，而中国传统的“仁爱”思想，即是要求人们替别人着想，同情人、敬重人、相信人、关心人、帮助人，待人以诚，施人以惠。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道德精神。“仁爱”精神作为一种积极的、健康的道德信念，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长河中，起着协调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 “仁爱”精神，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人道精神。它要求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互助互爱，和谐共处。“仁爱”是与人类的文明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我们现代生活中，人际之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