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大城”是如何建成的.docVIP

“超级大城”是如何建成的 　　北京，这座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多年建都史的城市，不是第一天就如此人潮汹涌、疲惫不堪。在建筑学家梁思成的设想中，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本该接近自然而舒适惬意。然而，城市职能、城建规划、人口增长等多个因素多少年以来的相互作用，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圆环套圆环”的超级大城。 　　 　　人口爆增的开始 　　 　　北京城成为人人向往的“国际大都市”的年头并不短。13世纪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就在他的游记中浓墨重彩地铺陈了这座让他惊叹的都市（元大都）――壮观的城池、热闹的集市、完善的驿道、来来往往的各族男女和无数的绫罗锦缎奇珍异宝。尽管一直有人怀疑这位意大利人到底有没有来过中国，也有人说他对大都的描述信口开河，带有西方人那种异想天开的荒诞色彩，事实却是，元代至正年间，北京城的人口达到了83.4万，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 　　北京城正是从元代开始，成为了此后近700年来全国政治、文化、商业的中心。而自1450年到1800年，北京的城市规模一直都是“世界之最”。 　　据学者统计，明代朱棣营造北京，由政府统一迁入城中的人就超过了68000户。这样带有强制性的迁移使北京城的人口在短时间内出现了急速膨胀。明清易代后，新王朝同样带来了许多人，入关的八旗兵丁有40万留在了北京。连他们在内，清朝定都北京之初，从东北方迁移至此的人在90万以上。 　　从1153年金海陵王完颜亮正式建都算起，729年后，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北京的人口首次突破100万。民国初年，北京市人口约有110万，在此之后，只用了36年，到1948年，北京城市居民就超过了200万。 　　这样爆发式的增长来源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人口聚集。“城市化”，让北京的商业、服务业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936年，北京（当时为北平）的官私营企业有6895家，到了1948年，数字变成了13826家。而与此同时，国家大部分地区的经济衰败和破产让更多人涌向“繁荣”的大城市。人们流亡、求生计、寻职位，1948年，有83178人在北京官私企业内谋生。 　　整个民国时期，北京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2.2‰。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改旧城VS建新城 　　 　　到底如何重新规划这个现存最为伟大的古代都市？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个问题引起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的结果，几乎决定了此后几十年北京的命运。 　　1949年5月，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成立，建筑学家梁思成等人担任委员。当时，委员会的任务是“在保持北平为文化中心、政治中心及其历史古迹和游览性的原则下，把这个古老的封建性城市变为一个近代化的生产城市。” 　　1949年的西柏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前来帮助建设北京的苏联专家也提出，“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必须是全国的大工业基地”，因为有大量的工人阶级队伍，政权的稳固性才能得到保证。中共北京市委在1953年表态：北京要不要发展现代工业，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很快，这一点成为决策者的共识――“工业化”的政治经济中心，是北京市的首要职能。 　　1949年，聂荣臻主持城市规划会议。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提出将行政中心建在北京旧城，充分利用旧城已有的设施，国家经济紧张，没有财力大兴土木建造新城，而且，北京城原有的格局有着强烈的轴线感，应该沿着轴线发展。参加会议的梁思成、陈占祥持反对意见，认为应当在西郊建设新城作为行政中心，让北京成为一个“多中心”城市。会议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争执。 　　争论过后，梁思成和陈占祥觉得有必要尽快拿出一份详尽的规划，来说明自己的观点。1950年，他们提出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这就是著名的“梁陈方案”――建议拓展城外西郊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他们认为，在旧城内建设新城，会增加城内人口的密度和交通的复杂性，已有的如王府井、东单的繁华商业区会更加发达，而整个地区的发展不平衡性会更高。住宅区和工作区的远离，中心的单一和聚集，必然会形成早晚往返人流高峰。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多，交通、运输、停车都会是大问题。而所需要面对的旧城拆、迁成本，不仅不“经济”，而且很“耗费”。 　　至于对旧城的保护和使用，梁思成后来设计环城立体公园时写道：“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或铺些草地，种植草花，再安放些园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的纳凉游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苍苍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胸襟壮阔。” 　　反复争论的结果仍是苏联专家获胜。北京市的规划确定为，以旧城为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