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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影像解释、意义扩充与跨文化传播的媒介 　　“电影字幕”是对电影视觉信息的补充，如介绍时间、背景、人物，呈现对话内容，甚至起到转场、信息增添、展示或暗示结局的叙事作用。现代影片字幕更多是对影片的信息提示（如时间、地点、人物身份、背景交代等）或者信息重现（如人物对白呈现等），更多是作为画面的补充。“译配字幕”是对外国电影译制的一种方法，同时，也是针对观众理解和接受影片时的信息补充，特别是对有听力障碍的特殊观众提供方便。而无声电影的字幕是由摄影机拍摄写有文字的背景，以相同画幅的单个镜头形式插入电影影像中的独立画面，承担着独特的叙事元素和视觉美学特征。“影戏者，无言之剧也于种种表现中，失一语言之重大条件，于是欲以文字弥其缺，则谓之字幕。”[1]这是早期电影人对无声字幕最基本的认识。然而，早期中国电影市场基本上被好莱坞市场垄断，中国本土电影想要最大化地扩大市场以抗衡美国电影，在字幕制作上就需要考虑到更广泛的接受群体。一方面，中国电影将西片的字幕进行补充翻译；另一方面，对于本土影片字幕进行中西双语甚至多语字幕的制作，使影片满足国内观众、外籍侨民以及南洋市场的不同需求，这既体现了我国早期电影人的市场竞争意识，也体现了难得的跨文化传播的国际视野，而无声电影字幕作为异质文化传播的载体，对早期中国电影的文化传播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无声电影字幕：异质文化传播的载体 　　早期进入中国的西方电影主要是滑稽短片和纪录短片，这些短片常常以夸张的动作和简单的情景为特征，观众不需要依靠字幕就能理解内容，但是随着长片的发展成熟，就需要字幕对剧情有进一步的解释说明，特别是故事长片的发展，电影不仅借鉴了文学的叙事手法，而且通过简洁有力的对白字幕在无声电影中的交叉使用，极大促进了电影媒介叙事功能的拓展。由于中国的早期影院均由西人所建，因此影片中的字幕都是英文，这对于普通中国观众就出现了理解困难。 　　中国早期的电影市场，外国电影几乎占据着全部市场，西方电影放映时的外文字幕，中国观众难免“发生隔膜”“鼓噪乏味”甚至“不能领会片中的剧情”从而“感到乏味减兴”，可惜经理外片的影商，依然故我，不愿意让电影脱离上流社会的消费层级。1921年以后，国产电影逐渐开始故事长片试制并取得不错的成绩，这逐渐引起了外片商的注意，他们开始意识到中国本土电影或许会对外国影片造成竞争的威胁，同时，西方电影商为了争取更多的中国观众，“从1921年开始，好莱坞的环球电影公司一马当先，其他公司也纷纷效仿，都在中国设立办事处推销电影。通常这些办事处的经理都是美国人或者具有欧洲背景的中国人，他们熟悉中西方文化，精通中英文，编写剧情摘要，将电影翻译成中文，以便更多的人能接受理解。这便是电影译制的雏形。”[2]1922年，“孔雀电影公司，聘请留美影戏专家程树仁氏，翻译外片的字句，加添华文字幕这是为外片加添华文字幕的起始”[3]，这部影片就是美国影片《莲花女》（1922），该片首次采用先进技术，实现了片上出字幕的效果。当时很多剧院都在添加中文字幕上作了努力和尝试，比如，以播映外片为主的奥迪安大戏院很早就开始了为外片添置中文字幕，高瞻远瞩的影院经历陈君也意识到影院上映的美国明星的佳作，如果观众不懂英文，即便是有英文字幕还是无法体验观影的乐趣与快感，这是非常可惜的。所以，便“爰于银幕之下、特加小银幕一方、将片中英文字幕、译成中文、随片开映、使观众易于明了、不致辜负名片”。[4]此外，中央大戏院公映美国电影《情海血》就“请潘毅华君将片中深奥之英文字幕、译为华文、后印入片中、俾公映时不谙其原文意义者、亦得了然云”。[5]可见，无论是早期西方在华的电影公司、片商，还是有西方人出资或参与的中国电影公司和影院，都非常重视中国观众的观影感受和电影传播效应的问题，具体落实到影片上就是尽可能制造一个本土化的中式片名和中文字幕。 　　可以说，西片的译介，是一种历史必然的文化交流的需要，尽管这种交流是基于当时商业的市场催生，但西片译介为20年代末中国早期无声电影字幕的制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为从事字幕翻译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中国人，包括美国华裔和从美国回国的留学生，他们既懂英文又熟悉中国文化，出于对电影的兴趣和喜爱，受邀参与英文字幕的译制工作，为电影的跨文化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比如，《电影掌故：外片添加华文字幕》[6]一文中，回顾了外国影片中字幕的发展与受众的需求，并指出第一个外片中文字幕始于程树仁之手，而程树仁正是1922年毕业于纽约电影专科学校的海归。[7]《中华影业年鉴》也记载了早期电影的英文字幕译者有史易风、朱锡年、洪深、朱维基、吴仲乐、吴明霞、周独影、刘芦隐、冯范佩萸、徐维翰、马介甫、许厚钰、张厚缘、曹蜗隐、赵铁樵、苏公等人，作品涉及《透明的上海》（史易风）、《和平之神》（朱维基）、《洪大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