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音乐史研究的“中国视野”可行性探讨.docVIP

西方音乐史研究的“中国视野”可行性探讨 　　探索以中国视野研究西方音乐史，其目的主要在于：立足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当下的文化语境，探索中国特色的西方音乐史研究的理论视域，力求搭建与西方学者相生共长的平等对话的平台，进而揭示西方音乐历史进程中的特殊规律。中国学者的西方音乐史研究的特色之一，就是由中国学者去创造“既有西方音乐史学的属性，又具有更加丰富、多元、深邃的中国文化特点”的西方音乐史研究成果。因此，在西方音乐史研究方式上，中国学者能否拥有话语权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除了运用具有普遍意义上的西方学者的西方音乐史研究范式外，还应力求以自己的特殊研究方式在中国语境中建构自己的方法体系，即尝试在西方音乐史研究中运用“中国视野”。中国学者在西方音乐史研究中运用“中国视野”，其主要意义在于：追求普遍性(特指西方学者的西方音乐史研究范式)与特殊性(中国视域的西方音乐史研究范式)的对应与融合。既可以寻求中国西方音乐史研究空间的拓展，又可以在理论建构的指向性上突破以往一以贯之的以西方范式研究西方音乐史的理念。这对于改变以往大多中国学者研究西方音乐史只见普遍性而忽略特殊性现象，有着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另一方面，运用“中国视野”是能够改变在西方文化语境中，中国学者的西方音乐史研究被矮化、被边缘化之境况的途径之一。否则，中国学者的西方音乐史研究有可能成为西方文化话语独白的追随者。 　　 　　一、理论基础 　　――黑格尔宏阔视野的话语 　　 　　从理论发展的意义上讲，当今中国学者研究西方音乐史涉及到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在西方音乐史研究中如何实现单一的西方话语体系范式向多元话语体系范式的转变。本文以为，构筑“中国视野”是实现这一转变的重要模式之一。从学术意义层面看，构筑“中国视野”的理论基础，以黑格尔给J.H.沃斯的一封信里的一段阐述的理论为参照系，显然最为合适。他说： 　　“路德让圣经说德语，您让荷马说德语，这是对一个民族所作的最大贡献，因为，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现在我想说，我也在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远也难于在语言上貌似深奥了。”陶德麟教授认为，黑格尔说的“教给哲学说德语”，让哲学“学会说德语”，正是为了使那些并非产生于德国的哲学德国化，成为德国的财富。 　　黑格尔的这一论述作为“中国视野”研究西方音乐史的理论依据，它既符合了多元与宽容的时代精神，又顺应了西方学者的观念意识。同时也进一步说明，理论研究又是跨国界的――一种具有超出其原地域霸权话语的、具有本土文化意义的话语，也即“中国话语”。中国学者的西方音乐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建构自己的研究范式和对“话语权”的关注。当中国的话语融入至西方音乐史研究中时，“话语不再是一个孤立的范畴，相反，话语成为连接众多问题的轴心”。以此为基点，展开对西方音乐历史的再认识。在这样的一个理论架构中，不仅是使“中国视野”观念研究西方音乐史具有了原创特点，而且也为中国学者在西方音乐史研究中，找到一种新的理论增长点。同时它既有效地保留了中国学者发挥其特有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也弥补了西方学者所不能企及的批评力度和解构力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学者的西方音乐史研究，首先应该破除一切盲从与迷信；其次，要重新确立自己的价值论立场，实现西方音乐史学科价值的增值；并以谦逊、开放的心态和中国学者特有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不断地从新的角度、新的高度探寻和审视西方音乐。这无论是在音乐内涵的社会历史研究的层面上，还是在音乐本体研究的层面上，都将形成不同于以往以西方范式研究西方音乐史的独树一帜的理论架构和理论品格，进而汇人多元化的、性质各异的西方音乐史学理论潮流中，使之在世界西方音乐史学界中占据一个难以替代的位置。 　　 　　二、客观条件――独特的文化体系 　　构成独特的理论视域 　　 　　构建“中国视野”的客观条件，正是中国独特的文化体系。季羡林认为：“世界上有四大文化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闪族一伊斯兰文化体系和希腊一罗马文化体系。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四种文化系统的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同时，我也考虑是否可以简化一点，就分作东西两大体系：西，即希腊――罗马文化；东，即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和闪族――伊斯兰文化。”中国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其主体是禅宗、老庄哲学、孔儒思想和魏晋玄学。它们无不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几千年来文化的发展，体现了中国传统思想发展的特点，这种影响和独特的文化品质是西方文化所不及的。“中国视野”理论皆可从中国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中找到祖型与轨迹。当然，在西方音乐史研究中，运用“中国视野”不能抽象论之，必须切入西方音乐实践，根据研究对象做出选择。笔者在此仅以孔子思想中的“中庸”为例。 　　如对20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