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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卡夫卡《变形记》看当代中国社会人性异化 　　摘 要：弗兰兹20世纪奥地利著名的小说家，亦是公认的西方现代派文学奠基人之一。他的小说十分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其《变形记》深刻表现了人性异化的现象，本文试通过对《变形记》中人性异化的分析，来思考当代中国社会的人性异化。 关键词：人性 异化 变形记 在这个信息时代，物质世界繁荣，同时也发生了太多令人痛心疾首的事，如小月月事件，复旦大学寝室投毒事件，厦门公交车爆炸事件等等，人性一词无数次被推上风头浪尖，我们不得不停下脚步思考这些事件背后隐藏的力量，是什么驱使这些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下面，透过卡夫卡的《变形记》深入分析。 一、概念阐释――“异化” 异化 （aIienation），属于哲学和社会学的概念。它反映的实质内容，不同历史时期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异化作为社会现象同阶级一起产生，是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1] 异化概念反映的，是人们的生产活动及其产品反对人们自己的特殊性质和特殊关系。在异化活动中，人的能动性丧失，遭到异己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从而使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只能片面、畸形发展。如今，人性的异化越来越明显。在强烈的竞争观念支配下，物欲的膨胀使人们想尽办法超过他人，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利益和成功奋斗，因而“人不再是自身的目的，人成了他人的工具”，[2]“人们的相互关系失去了道德义务感和情感特征，从而变得靠单一的经济利益来维持。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基于物质利益”。[3] 二、卡夫卡《变形记》中的人性异化 《变形记》展示了一幅异化的人性百态图，下面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角度谈人性的异化，在20世纪的社会背景下，无论亲情还是其它的社会关系，维系人们关系的主要粘合剂是利益。一旦利益链条出现松动，亲情、友情、爱情都是浮云。 （一）甲虫格里高尔 格里高尔是家庭经济支柱，他存在的价值就是不断为家人的生存提供物质满足，他也毫不抱怨地承担了这份责任。在他变形之前家庭温情脉脉，然而当他变成甲虫之后，格里高尔不能再为家庭提供经济支撑，因此也就无法再继续沐浴温暖的家庭气氛。这所谓的亲情，也就显露出了虚假的一面：当看到他的 “虫” 一样的儿子，格里高尔的母亲惊得昏厥倒地；父亲则对他暴跳如雷，甚至用苹果砸他。而妹妹，开始时对哥哥抱有同情和怜悯之心，但随后也渐渐嫌弃他。最终，全家人都把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当包袱。当“它”在孤独寂寞中凄然死去以后，全家人如释重负，作了一次郊游，并谈起了新的梦想和美好前途。 格里高尔的死亡始于他变成甲虫的那刻，因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不再具有经济能力，对家庭，他已无法贡献，仅是一个累赘，一只恶心虫子。他的存在是最大的不合理，一切都没变，只有他变了，而他的变化只带来了噩梦，所以他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必须消亡。 （二）妹妹葛蕾特的态度转变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在形形色色关系网络之中，家庭关系是一个人社会关系中的基本组成部分”，[4]以下从《变形记》中最典型的兄妹关系入手，剖析格里高尔人性的悲哀。 妹妹是格里高尔最信任的人，为了供她去读音乐学院，格里高尔带着义不容辞的精神坚持着“也许被开除了会更好一些”的工作。然而妹妹却是他变形之后态度转变最大的人。拥有正常身体形状的格里高尔是她最依赖的哥哥，她像影子一样追逐着他；然而，变形之初，妹妹对格里高尔的态度不同于父母的立刻躲闪，她怀着同情和怜悯，悉心照料饮食；可是格里高尔没有任何好转，于是葛蕾特对他的态度和行为逐步变化；到最后她哭闹着要把这个怪物弄走。 “如果说善良的妹妹是格里高尔变形后的唯一人情慰藉，那么可以说妹妹是格里高尔的救世主”；[5]然而逼着甲虫走向绝望的也是这位“善良”的妹妹，于此，“葛蕾特更合适当一个刽子手”。[9]当格里高尔在孤独寂寞中，葛蕾特给他奢侈亲情，这对格里高尔来说，简直雪中送炭；可好时光太短，这位妹妹没有足够耐心给一个有着虫样外形的人持续关爱，格里高尔最后一丝希望和寄托也丢失，他的孤独寂寞、无奈痛苦伴他直至死亡。“在这种压倒一切的物欲洪流中，家庭这块最后的净土，亲情这个最后的港湾也已经沦陷”[6]。与其说妹妹最初的“善良”是因为她的孩子气，不如说她是因为还没有被“金钱关系”的世道完全浸透。哥哥的事迹便是形象生动的教材，父母的言行，周围人的态度，教会她“成熟”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 三、从《变形记》看当代中国社会的人性异化 2012年6月，两岁女童小月月，接连遭遇两辆汽车碾压，18名路人视若无睹，这赤裸裸地展示了人性的冷漠和异化。一个小生命被忽视。司机和路人或者内心强大，或者麻木，对一个生命的施救与否，已经成了犹豫的问题，若救，怕沾上麻烦惹上事儿。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