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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非公企业劳资矛盾和工会调节作用探究 　　内容提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对我国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非公有制企业的劳资关系问题也日益突出。今天的中国，尽管工会面临着种种困境，但工会的作用仍然很重要。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工会代表工人利益的有效性问题。农民工租住地工会通过组建工会的方式吸纳农民工精英进入工会管理层，并动员农民工参与社区的公共生活，逐渐使他们产生了“社区认同”，农民工管理发生了由社会被动防控与管理型向主动引导、服务、建设型的转变，由分割向融合的转变，破解工会在农民工集聚的地方如何组织管理与协调劳资矛盾，促成了社区的和谐与稳定。探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外工会力量的成长或许能为中国工会转型提供一些借鉴和帮助，为转型期创新社会管理提供有益探索。 关键词：农民工工会劳资矛盾租住地工会工会调节非公企业 作者徐建丽，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金华321007） 据中华全国总工会2010年上半年的统计，全国基层工会组织已累计达到1845万个；全国工会会员总数达到22600万人，占全中国务工人员总数的71.5%。中华全国总工会毫无争议地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工会组织。然而频频发生的劳资纠纷与维权抗争事件，持续刺痛着国人的神经，从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中，人们似乎没有看到企业工会忙碌的身影，但从公开报道的片言只语中又不难发现――这些企业并不缺工会组织。名存实亡，职责缺位，某种程度上讲有比没有更悲哀。现在我国正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有些事情处理稍有不慎，极易形成“蝴蝶效应”，深圳富士康的“连续跳楼事件”便是血的证明。在今天的中国，尽管工会面临着种种困境，但工会的作用仍然很重要。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工会代表工人利益的有效性问题。农民工租住地通过组建农民工工会方式吸纳广大农民工中的精英进入农民工租住地工会的管理层，而且通过动员农民工参与租住地社区的公共生活与管理，逐渐使他们产生了“社区认同”，农民工管理发生了由社会被动防控与管理型向主动引导、服务、建设型的转变，由分割向融合的转变，破解在农民工集聚的地方如何组织管理与协调劳资矛盾，促成社区的和谐与稳定。探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外工会力量的成长或许能为中国工会转型提供一些借鉴和帮助，为转型期社会管理创新提供有益探索。 一、问题、样本和理论预设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使中国的劳动关系向市场化转型，市场化劳动关系导致了劳资矛盾的增多和劳资冲突的加剧。在这些矛盾中日益凸显的是非公企业劳资矛盾。浙江省非公企业的发展在全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温台模式”扬名全国，成了人们“朝圣取经”的地方。但非公企业在促进浙江经济增长和解决劳动力就业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劳资纠纷，尤其在工资、工时、劳动安全及人身保障等职工最基本的合法权益上存在着严重侵权现象。作为中国私营经济的发源地和改革开放前沿，浙江省也率先体会到了这种纷繁复杂的发展困扰。据劳动部门统计，2003年至2005年全省劳动争议案件数量每年以两位数比例攀升。其中，集体争议案件增长69?5%，乡镇劳动争议案件呈大幅度增加趋势，2005年乡镇劳动争议的处理量比上年增长60%，且多发生在私营企业和联营、股份制企业等非公企业。①2008年劳动争议更是翻倍增长，非公企业劳资矛盾呈现显性化和尖锐化态势。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乡镇村（社区）区域经济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大量非公经济企业坐落到乡镇村（社区），其辖区内的外来农民工队伍日益扩大。一些农民工所在企业规模太小，没有建工会，有的尽管在企业里都加入了工会，但下班后，他们的事谁来管？这一问题不只浙江，全国经济发达地区普遍存在。探索与非公有制企业特点相适应的工会组建形式，建立完善的农民工工会制度，已成为了非公有制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徐建丽：浙江非公企业劳资矛盾与工会调节作用研究――基于农民工租住地工会的实证研究 与此同时，目前大量企业工会无法承担起维护工人权利的职能，甚至不被工人真正认可。其原因在于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工会存在自身的弊端，主要表现在：第一，缺少真正的企业工会机制和劳资关系的调整机制。在199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就得到了确认的以集体协商（谈判）制度为核心的劳动关系调整机制未能真正有效开展。目前我国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仍是一种由雇主说了算的单方控制关系，因此，劳动者权益保障政策只能在企业外部发生有限的作用，要真正保障劳动者权利应是给他们以自由组织的权利和空间，使他们真正能够独立于雇主，组建具备与雇主谈判实力的真正工会。第二，工人维权行动是企业劳资矛盾的社会化。当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无法将政府制定的劳动者权益保障政策等政治资源转化为实际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