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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和语用维度文本阐释约束探究 　　摘要： 文章通过数据统计与开放式评论的定量和定性调查方法，以诗歌与小说为研究样本探究了文本阐释的趋同问题。实验结果表明，由于受到语义和语用因素的影响，普通读者在文本阐释上具有趋同性，其中文本语言、文本内在关系、文本主体结构等为来自于文本本身的语义约束，而权威话语的影响和礼貌原则为来自于文本之外的语用约束。对实验的理论探讨表明，文本阐释是语义和语用约束下的不断向读者敞开的开放过程。 关键词：文本阐释；趋同性； 语义约束；语用约束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13）06-0161-07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在艾柯与罗蒂关于阐释与过度阐释的争论之后，“文本阐释是否趋同”在阐释学发展的历程中已然成为一个经典的论题，但结论至今仍未“趋同”。传统本体论阐释学认为“意义是确定的”，既而文本阐释亦是趋同的。当代许多西方文论家指出文本阐释会受到这样或那样的约束，如伽达默尔认为，“作品自身中那种原本的目的的规定的痕迹不可能消失。作品乃属于它们的存在本身，因为它们的存在就是表现”[1]；尧斯的接受理论则认为读者共同体的阅读会受到特定的历史文化水平的制约，因此他提出“期待视野”[2]；伊瑟尔的“文本召唤性结构”和英伽登的“图示化结构”都认为读者反应受制于文本的内在结构[3]；美国读者反应批评的代表人物斯坦利[4]。艾柯指出虽然作品是开放的，文本阐释受到了连贯性原则、经济原则和互文性原则等约束而趋同[5]。读者反应受到诸种约束，阐释则呈现一定的趋同。 后现代学者们如米勒、布鲁姆、德曼、罗蒂等从不同的视角解构了意义的确定性。如米勒认为一切文本都是关于话语的话语，文本产生一系列无限联想的结构[6]。布鲁姆认为任何诗歌都是对其亲本的误释，一首诗的产生是与另一首诗息息相关的，一首诗的意义总是指向另一首诗[7]。德曼则认为由于文本与意义的不一致，一切语言都有修辞成分，因而一切语言都是欺骗性的、不可靠的、不确定的[8]。罗蒂则从新实用主义立场出发认为阐释仅仅听从此时此地的意图、目的或者需要，而意图、目的和需要皆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从而阐释是无限度的[9]。后现代学者论述留给我们的问题是：在实践中，如果文本正如其所说的“意义不确定、阐释无限”，文本阐释是否趋同？ 纯粹理论上的争论也许永远也达不到共识，因而有些学者试图转向对阐释是否趋同进行实证的研究，但结果也存在趋异的倾向。较早的实验是IA?Richards在1929年让剑桥大学100多名的优等生阅读并写出对13首诗歌的评论，并抽出其中的评论片段进行对比。这些开放式的片段似乎验证了他“一百个学生有一百个论断”的观点[10]。Kintgen，Dias Hayhoe，Benton等人对被试口头回忆、读书笔记或读后感之类的实证研究发现，文本阐释的趋同性并不存在[11]。之后Funder Colvin和March Ball等人又通过方差分析考察数对被试在阅读诗歌方面的趋同性，数据显示读者的反应并不趋同[12]。然而，趋同的实证研究主要有：Miall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被试在文本阐释中关注的句段方面是趋同的[13]；Martindale改进了IA?Richards 的实验，得出了读者在情节的预测方面趋同的重要结果[14]。 目前文本阐释的趋同实证研究趋异既有理论层面的因素，也有其实际操作层面的原因。首先对“趋同”理解的偏误是导致某些文本阐释趋同实验失败的可能原因。文本阐释的趋同性实证研究自诉之所以鲜有探讨，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许多当代学者尤其是后现代读者反应文论家们认为意义的不确定性，然而意义的不确定与趋同是两个相互联系而又不同的问题。尽管某些阐释可能是荒诞的，但是仍有可能呈现趋同。例如，不管《哈姆雷特》的阐释多么的荒诞不羁，但至少在一些关键的情节上会趋同。其二，许多关于阐释不会趋同的实证数据可能来源于较小的被试群体的调查结果，如March Ball，Fauder Colvin等人的实证方法。这些实验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实验干预手段――被试的人数。在此之前，Nunnally于1970年把被试人数扩展到两组每组为25人并通过方差分析来考察被试在绘画、音乐等作品上的阐释趋同度，发现两组被试的测试结果高度趋同[15]。这个实验说明被试反应趋同实证的关键在于被试参与的人数足够大时研究结果才有意义，简而言之，被试阐释趋同度随着被试人数的增加而提高。只有当被试人数足够大时统计结果才有意义。其三，如果读者阅读反应的实验设计过于笼统，易得出相反的结果，如IA?Richards ，Kintgen，Dias Hayhoe，Benton等人对被试口头或读书笔记和读后感之类的简单调查，缺乏细化的定量统计方法；尽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