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梅州客家围龙屋中的人地关系相互作用机制初探.doc

1 前言 人地关系是指人文现象空间特征与人类活动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活动、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作用的变化和规律以及探讨如何适应、改造环境[1]。纵观人类发展历史，从“天定胜人”到“人定胜天”再到人地协调和谐反映了人地关系理论从自然地理环境决定论到文化决定论再到和谐论的变化轨迹，这足以说明特定人类活动从来都离不开地理环境的综合影响，且人地关系对于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理念、方式和强度都有着复杂的作用，人地关系因而也就成为了人文地理学的核心研究领域。然而，相对于人地关系因果链的研究，已有成果对人地关系相互作用机制的探讨明显不足。托马斯（W.L.Thomas）和斯宾塞（J.E.Spencer）的人地关系作用图示（图1）可被视为为数不多的相关领域代表性成果之一，主要分析了自然生物环境、社会组织、人口与技术在整个系统之中的相互作用和联系，并强调了人口在系统中的中心地位。这一成果诚然为探索人地相互作用机制奠定了基础[2]。然而，两位文化地理学者由于缺乏对特定地理事物实体的具体分析，笼统地谈相互作用难以揭示地理环境与社会文化系统之间沟通联系的复杂机理。经过对相关研究文献的检索查询[3-4]，发现国内学术界同样缺少对特定地理事物（特别诸如典型地域传统民居建筑）形成和发展中人地关系相互作用机制的探索。 图1 文化地理学中人地关系作用图示 （注:原著图，2012年3月，梅州） 从人地关系的核心理论可以知道，围龙屋作为客家地区三大典型代表性民居建筑之一，承载着梅州地区客家历史文化的许多重要特质，是农耕文明时期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物，表现出独特的人地关系相互作用机制。农耕文明时期是自然与人类活动力量之间大体均衡的短暂和谐时期，所遗存下来的传统民居建筑因此更能体现出人与自然力量在大体均衡状态之下的人地关系作用机制。然而，学术界目前更多地关注了围龙屋的起源与形成、自然生态成因、建筑美学、文化生态效应、建筑形制、色彩装饰、基因识别、地学视角及旅游开发等领域，甚至从阴阳五行理论角度出发探讨“风水学说”对其的影响[5-18]，却尚未从人地关系的角度出发来研究这一客家传统民居建筑。因此，本文试图通过解析农耕文明时期的典型地域传统民居建筑——客家围龙屋人地关系相互作用机制，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之道。 2 梅州客家围龙屋的结构格局 中原汉人在西晋到唐宋期间为躲避战乱灾荒而数次辗转南迁，定居于梅州本土，面对“八山一水一分田”艰险自然环境，以及水源与土地争夺、匪患与野兽侵扰、民族矛盾尖锐等复杂特殊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在保持中原文化古风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建造了以族长为中心、以家庭为单位的，融实用性、观赏性、科学性于一体，规模相当的一种极具客家民系风格的典型山区地域传统民居模式——客家围龙屋。 实地考察客家围龙屋，可以清晰地发现其整体格局呈现出明显的前低后高、座高向低的“太师椅”特征，具有“府第式”、“四合院式”的结构形制（图2），如梅县丙村镇仁厚温公祠、南口镇南华又庐、建于明崇祯年间的兴宁花螺墩与五里亭千顷堂等。客家围龙屋布局上由前、中、后三部分组成：前面部分为一半月形池塘，俗称作“龙池”或“风水塘”；中间部分外观上呈方形，包括“堂”、“横”组成的合院式主体建筑以及屋前禾坪2部分；后面部分为半环状的“围龙”、半圆形的“化胎”(即正堂后面与“围龙屋”之间的半圆形空地，常用鹅卵石铺砌)和半月形的“风水围”组成。整个围龙屋从池塘―禾坪―主体建筑―化胎―围龙―风水围组成，构成前低后高、层次分明的椭圆形整体，屋内走廊、天井交错其里。客家围龙屋所确定的屋场朝向多为南、东南、东3个方向，呈现出“中轴显明、两旁对称、主次分明”的空间构架，以祖堂为中轴线、屋内厅堂布局、具物的摆设、卧室的配置、楼梯的分布、门棚的开设等都是严格对称的，整体严谨、规整、庄重，具有传统中原建筑风貌（图3）。 图2 梅州客家围龙屋概貌图 （注:摄于中国客家博物馆，2012年4月，梅州） 图3 典型客家围龙屋平面图（注:原著图，2012年4月，梅州） 3 客家围龙屋是梅州客家文化中最为典型的代表性特质 客家文化，是指中原移民与土著族群在相对封闭的社会与自然条件下相互融合创造出的一支以汉文化为主导、具有浓郁乡土气息并与周边文化相区别的移民文化[19]，其内涵和特质非常丰富。“宅”是人类的最基本东西，是社会的人与自然的物之间产生关系的基础。客家先民是农耕民族，住宅对他们来说更是极端重要的事，安居才能乐业，才能创造这一地域文化的众多特质，才能为丰富其独特的文化结构提供可能。所以，作为客家文化物质景观的围龙屋是梅州客家文化中最为典型的代表性特质。 一般认为，文化结构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部分组成，彼此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一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