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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公诉案件被害人出庭的破障与庭审操控 　　1996年修订后《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害人明确的“当事人”身份，加强了其追究犯罪的各项权利。被害人由幕后走向台前，在庭审中其具有申请回避权、陈述权、发问权、辩论权等各项法定权利。而这些权利行使的首要得前提是被害人必须出庭，否则所有的庭审权利只能形同虚设。作为犯罪原始形态中处于对立的两方，被告人理所当然的参与庭审，行使陈述事实和为自己辩护的各项权利，而作为犯罪行为侵害对象的被害人如果被排除在庭审之外，显然与作为诉讼当事人的身份不符，刑诉法修订的目的也无法实现。因此，被害人出庭，是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根本上的尊重和保护。 　　根据三角形与线型两重结构理论，我国刑事诉讼是“侧重于公、检、法机关的制约与配合”的线形结构与“体现控、辩、审关系”的三角形结构相结合的诉讼模式。在庭审这一人与事交汇的诉讼中心环节，被害人以独立的主体形式加入，将不可避免的碰撞其他诉讼主体。由于被害人具有的特定身份，被害人出庭不仅仅具有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准确定罪量刑的法律功能，被害人诉讼权利的行使将对审判产生直接影响，从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看可以产生更高层次的社会价值和效果。 　　1、就被害人与审判机关而言，被害人出庭在满足其情绪宣泄要求的同时，争取了被害人对刑事判决的认可;在惩罚犯罪的同时，化解因犯罪行为导致的社会矛盾。被害人遭受到犯罪行为侵害后，被害人内心不可避免的郁积了伤痛和对犯罪分子的仇恨，成为了潜在的社会不安定因素。被害人参与庭审一方面提供给了被害人直面被告人、控诉其犯罪行为的机会，帮助被害人在合理合法 　　的前提下宣泄内心的愤恨，一定程度上抚平了被害人的伤痛;另一方面，被害人亲身参与庭审，见证法律的程序正义，体会公诉人、法官为查明事实真相、维护其合法权益作出的努力，“使其有一种正义的主张得到法律重视和社会关注的感觉”，对判决结果更容易接受，对被告人更容易谅解。而如果被害人在丝毫未参与庭审过程的情况下得知处理结果，由于法律知识的缺乏和复仇情绪的影响，极易衍生遭受法律欺骗和背叛的误解情绪，甚至产生不断的自我暗示：“如果当初用暴力解决了，会更好”，司法审判反过来成为了推动被害人成为新的犯罪分子的罪魁祸首，刑事审判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荡然无存。 　　2、对被告人而言，经历侦察、起诉、审判阶段，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定罪量刑和急于自我辩护上，而对自身犯罪行为的危害性却缺乏直观的认识。法庭审判中让被害人与被告人当庭对峙，通过被害人痛陈犯罪行为对自己造成的伤害，反驳被告人的无理辩解，给被告人造成一定程度的心理压力，迫使其直面自己的罪过，抛弃逃避法律制裁的侥幸企图，发自内心的认罪伏法，悔过自新，这样也最大限度的消除了被告人二次犯罪的隐患，使其真正“重新做人”。 　　3、对公诉人而言，被害人出庭是被害人对公诉机关审查起诉行为和在庭上行使公诉权最直接的监督和检阅。公诉机关在庭前对案件事实的审查、对犯罪行为的定性等均密切关涉到被害人的实体利益，无论被害人是否真正参与到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公诉机关关于事实、定罪量刑的意见将完全呈现在被害人面前。被害人陈述权、辩论权的行使，使得公诉人不可能完全不顾被害人的反对，完全按照自己的主观判断下结论。因此，被害人庭审权利的行使反过来可以促使公诉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更关注被害人的实体权益的保障。 　　造成被害人出庭率较低的原因，在客观上有来自于被害人自身的多种因素。部分被害人惧怕被告人打击报复，不敢出庭;害怕自己隐私被人知晓，不愿出庭;因无力支付出庭的各项费用，不能出庭;更大一部分被害人法律意识淡薄，只满足于经济上的损失得以补偿，并没有维护自身法律权利的自觉而不屑出庭。另一方面，即使被害人出庭了，由于其文化和法律素质的欠缺，以及受对被告人仇恨情绪的支配，极有可能在庭上情绪或激动或消极，对庭审产生冲击，造成正常庭审的秩序混乱。这些客观因素无可避免的存在，形成了被害人出庭的现实障碍，也正是司法机关排斥被害人出庭的顾虑所在。但笔者认为一味悲观的强调其不可行性，关注障碍而看不到前景，被害人出庭问题的探讨只能走入死胡同。应该看到，被害人出庭更着重于权利的行使，出庭主体更有主动性和出庭意愿，这也是其比证人出庭更易于实施的优势所在。阻碍被害人出庭的诸多因素，只要转换角度、善加引导，反而会成为促使被害人出庭、更好发挥被害人出庭功能的利器。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不断健全和完善被害人出庭制度： 　　一、准确把握被害人在庭审中的诉讼地位和对庭审结构的影响。这是解决所有被害人出庭问题的关键。被害人出庭旨在控诉犯罪，与被告人之间的对抗在所难免。重点问题在于被害人的出庭是否会引发与公诉人之间对抗，对国家公诉产生冲击力?被害人由于缺乏系统的法律知识和自身利益驱动，在犯罪事实的起因、经过、定罪、量刑等方面都可能与公诉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