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第五章教学参考资料.docVIP

　参考资料 主题：有关明清经济发展的争论 （一）国外学者的观点 １、费正清的 “冲击—回应模式” 50—60年代，“冲击—回应”模式在美国和西方相当流行，把持这种历史观的并非费正清一人，但费正清的影响最大，他的近现代中国研究确实始终贯穿了这一模式，无论是《美国与中国》，还是他与邓嗣禹合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对“冲击—回应”模式都作了极为深刻的论述，在《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中一开始就提出，中国文化“既有传统的遗产，又受西方的影响，他们相互交织在一起” 。认定中国历史进程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 “冲击—回应”模式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在费正清看来，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在长期以来成功地占据了意识形态上的正统地位，从而使中国社会保持极大的稳定。当近代大量西方人来到中国沿海寻求贸易机会时，这个古老的中华帝国对外部世界表现出惊人的惰性，它闭关自守，排斥一切外来势力。为此，费正清强调，西方的挑战对中国是一种刺激，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进步的机遇。 “冲击—回应”模式是一个以西方人价值观来认识东方的研究模式，它假设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动态的近代社会，而中国社会则是一个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传统社会，其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经过西方的冲击，中国传统社会才有可能摆脱困境，获得发展。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外向型”模式在美国现代中国学界一直占有统治地位，成为一种“学术规范”。直到60年代后期，中国研究领域兴起了一股批判思潮，才有人公开对这一模式提出质疑。费正清部分地纠正了自己对中国历史的观点，承认自己的中国史观并非无懈可击，并在《中国新史》和再版的《美国与中国》中对自己以前的观点进行了修正，承认中国的近代化主要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内在生命和动力，西方的影响是有限的。 ２、对18世纪（含19世纪初）中国的研究是近年来西方(主要是欧美，尤其是美国)汉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各种观点分歧很大。相对而言，国内学术界则比较沉寂。学者们关于18世纪中国的分歧，一派以美国学者黄宗智(Philip Huang)为代表，他提出了著名的“内卷化”的概念，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派以阵容比较强大的“加州学派”(注：“加州学派”，是指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王国斌(R.Bin Wong)、李中清(James Z.Lee)、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安德烈?G.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及李伯重等人。他们尽管对很多问题有争议，但都同意18世纪的中国比老一辈学者所认为的更繁荣。)为代表，他们采用各种新的理论方法，提出要重新评价18世纪的中国，因为他们认为此前欧美学界对中国的评价和研究是在“欧洲中心论”影响下进行的，对中国存有偏见，并严重低估了中国的发展水平。 该部分内容参见以下资料： （１）（美）黄宗智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另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上、中、下），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发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 （２）（美）王国斌著，李伯重、连玲玲译：《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３）（美）彭慕兰著，史建云译：《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４）（德）弗兰克（Frank,G.）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二）国内学者的观点 （１）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1）。 主要内容：研究经济史不必死抠在中心论上,还是作比较研究为好。 现代化即理性化,包括思想上的理性化,以及经济行为、社会组织、政治法律制度的理性化。 在16世纪,中国也有了现代化的因子或萌芽。标志是大商帮的兴起,十大商帮有五个兴于16世纪,其余在17世纪前期。同时出现工场手工业和散工制,即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同时发生某些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变迁,如财政的货币化和白银化,押租制和永佃制的出台,短工的人身解放,乡绅或社区权力的兴起等。 只要有和平安定的环境,经济总是要发展的。有清一代,生产增长,市场繁荣, 18世纪达于高峰。18世纪,中国与西方比,无论在国富或民富上都胜一筹,至少旗鼓相当。但富的不一定先进,往往更保守。由于理性主义中断,我以为,这时中国在科技和在制度(尤其法律和经济制度)改革上,已落后于西方了。用彭慕兰的词汇,似乎应当说,这时英国的经济比江南的小农经济更接近于新古典主义原则。 （２）李伯重西方对明清中国经济看法的变化及其原因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1-31发布 主要内容：对明清中国经济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