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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的爱情 人间的婚姻 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 　　任何关于爱情的说明都面临着社会变迁的冲击，面临着不同经验的修改。所以福柯会把爱情看作一种话语对象，它缺少一个如香槟酒、断头台之类的明确的所指。即使不考虑历史过程，任何人在爱情实践中也都可能经历与别人非常不同的感受和经验，同时又有人倾向于拿别人的故事来检验和测量自己的感受。喋喋不休越来越杂乱的陈述反复填充、不断变更着这个“特殊空间”。 　　婚姻家庭所经历的也不比爱情更顺利，当离婚在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被法律许可后，当妇女的政治自觉意识建立时，当性解放成为新文化先锋时，婚姻经历了一次次的危机。可是直到现在，婚姻家庭依然在社会生活中作为最重要的方式存在着。关于婚姻，似乎也有一个反复填充不断变更的空间，虽然法律一直为它提供着保护，但这种保护越来越有限，更多集中在个人权利方面。与此同时，社会学家或心理学家发现，这个生活空间越来越变成一个自治的领域，这个领域越来越依赖的不是法律而是对社会生活、对私人关系探索开发的愿望和实践程度。 此爱情与彼爱情 　　卡萨诺瓦当过律师，当过神职人员，当过军官，也是小提琴手、骗子、皮条客、美食家、演员、商人、外交官、间谍、医生、政客、数学家、作家、秘法师，如果加上他偶尔充当的，那就更多了，充当过历法改革家、探矿专家或染料化学家。他究竟是什么，差不多是取决于他想从那捞一把的对象是谁。只有一个身份是不变的，不论他的足迹到哪个地方，“大情人”这个名声一直伴随着他。他写过20多部作品，包括戏剧和散文，真正让他留名于世的是1789年开始写作的自传《我的一生》。 欧洲情圣贾科莫·卡萨诺瓦 卡萨诺瓦《我的生平》插图：卡萨诺瓦和凯瑟琳 法兰西戏剧院大名角塔尔马在枫丹白露宫为拿破仑演出《凯撒》 　　茨威格在写作《三作家》时，把卡萨诺瓦与司汤达、托尔斯泰并列在一起，从文学成就上看，似乎有点让人不解。茨威格解释说，因为卡萨诺瓦这个在各方面都有才智和好奇心的人，在这本自传里写出了他那个时代各种冒险家详细具体的行为举止，“为18世纪打上了时代的印记”。 　　作为那个时代著名的大情人，卡萨诺瓦的晚年回首自然少不了这类故事。在卡萨诺瓦的恋爱故事中，女主角各式各样，很难集中在一种偏好趣味上，更别说什么可与之长期相伴所需的相知或尊重。卡萨诺瓦的职业虽然也百变无常，但还是有一个长久确定的方向，就是提高社会地位和发财。但他的恋爱故事无论有多丰富，他投入的热情有多真诚，都不会通向一个更远的方向，就是说这一切都与婚姻毫无关系。在他那个时代的欧洲，尤其是在一向代表那个时代风尚的社会上层阶级中，爱情是充满激情的、区别于日常事务的一种享受或冒险事件，基本不具有19世纪浪漫主义爱情的严肃性。 　　与所爱的人结婚的朴素愿望其实一直存在，但在当时却曾遭到贵族阶层的质疑。蒙田借研究维吉尔的诗，表示过他对爱情婚姻的蔑视：爱情太嫉妒，竟然还卑鄙地想混入婚姻中，如果娶一个像维纳斯那样的妻子，“对于丈夫来说过于激动了”。在他看来，“在婚姻这种圣神的亲属关系中随意放纵，也算是一种乱伦”。蒙田表达了与卡萨诺瓦同样的态度，即爱情只能在婚姻外发生。在那时贵族主导的社会观念里，爱恋自己的妻子是一件有失尊严的事，也是对体面妻子的冒犯。持这种婚姻观念者如蒙田，他坚持认为，婚姻的名义就是出于财产和结盟的种种考虑，更主要是为了生儿育女，所以必须有更为牢固的基础，而“这一切都和爱情的俗套完全相反”。 　　在物质婚姻中的女性是相对被动的一方，有些女才子以她们的方式选择了与物质婚姻对立的阵营，她们有的人在生完孩子后就与丈夫分居，有些干脆拒绝婚姻。《西方婚姻史》发现，正是在这种爱情与婚姻的对立中，首先在女性中萌生了对幸福的爱情婚姻的希望。在18世纪时，教会里有些主教开始支持为爱情结婚的年轻人，甚至有法官愿意帮助年轻人解除没有爱情的婚约，启蒙思想家也来参与论证什么才是得体的婚姻。 　　在卢梭的论证中，恋爱结婚才是真正“天然的”婚姻，他不是说门当户对不重要，只是说在趣味、脾气、情感和性格方面的般配是更重要的。卢梭在他提供的那个著名的启蒙模型《爱弥儿》中，为了描述他认为得体而不放纵的爱情婚姻，他让爱弥儿既要留心一个性格趣味都能相合的姑娘，又刻意不让他自己去找，而是托人介绍，这个姑娘将在各方面都能符合让爱情产生的条件。 　　安东尼·吉登斯作为社会学家注意到，虽然这里出现的是同一个词语，但卢梭让爱弥儿寻找的“爱情”与卡萨诺瓦经验的“爱情”是非常不同的。为了把这两种爱情区别开来，他称卡萨诺瓦式的爱情为“激情之爱”，他认为这是一种伴随人类生活的普遍现象，既不新鲜也不独特，只在文艺复兴时期被赋予了人文主义的美意，也被那个大冒险的时代赋予了传奇色彩。而卢梭所允诺的爱情，也是19世纪之后被不断推崇的爱情方式，所谓“浪漫之爱”，则是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