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三十年》复习提纲·赵树理.doc

赵树理 一 、赵树理出现的文学史意义 周扬曾敏锐地指出：“赵树理，他是一个新人，但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 与二三十年代涌现的许多新文学作家相比，赵树理的确是一个“新人” 带有显然不同于前两个十年的作家的新的历史特点。赵树理创作现象的出现是以解放区特定的历史环境为前提的。 这代作家(主要是抗日民主根据地与解放区的作家)，与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有着最密切、最深刻的血肉般的精神联系。 赵树理是深深植根于农村，从思想气质到生活习惯都彻底农民化了的。赵树理对于他的拟想读者与描写对象——普通的中国农民达到了烂熟于心的地步。赵树理与他的描写对象在思想感情上往往能融为一体，以至赵树理可以说：“小说中人物流的血，连我自己也差一点染到里边去”，赵树理追求大众化主要是出于一种生活实践的内在的要求，是与农民进行精神对话的自然需要，而不是自上而下的赐给，所以他不像二三十年代许多提倡大众化的革命作家那样，写出来的作品总是有些隔，往往“衣服”是民众的，“品貌”仍是知识分子的。能够忠实地反映农民的思想、情绪、意识、愿望及审美要求，并真正能为普通的农民所接受，这是赵树理(及其所代表的)，这一代作家最突出的特点。 赵树理及其所代表的这一代作家的另一个重要历史特点是，他们首先是从事革命的实际工作者，然后才是作家；他们直接参加革命与建设的实践活动，长期忘我地在农村基层参与农村变革，他们的创作是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变革的文学记录。 生活创造者与生活描写者统一的这种社会实践和创作方式在赵树理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这决定着他(及他所代表的一代作家)，的文学观及创作姿态。赵树理明确地说明：“我的作品，我自己工常常叫它是‘问题小说’……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 赵树理的这种“问题小说观”，使得他能够深入到实际生活的深处，去揭示和针砭社会变革中的偏差与弊端；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村变革与其相应的方针政策对农民命运、心理、情绪的影响，成为赵树理观察与表现农村生活的重心所在。他自觉地追求创作对现实生活的紧密配合的宣传、鼓动作用与指导作用，又不滞留于公式化概念化的困境，他的作品除了融入对农民的挚爱情感，也融入历史考察的理智。这都构成了赵树理创作的历史特点。不用说，这同时包含着历史的特殊长处与历史局限性，并预伏着一定的危机。当农村变革运动及采取的相应政策基本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党、人民、实际生活及作家自身的和谐、统一，有力地保证了赵树理式的“问题小说”政治倾向性与真实性的统一——赵树理本时期的创作基本上属于这一情况；而一旦党的指导方针政策发生了某种偏差，而且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不能得到纠正时，“问题小说”的创作就可能出现某种危机。 赵树理是在对“五四”以来新文学“欧化”倾向进行反省的基础上，建立他那种格外偏重大众化、通俗化的文学主张的，他主要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艺术营养，这在解放区作家中也有代表性。他们虽然也在承续“五四”新文学的传统，但和二三十年代诸多新文学作家不同的是，他们与西方文学处于相对隔绝状态。这自然也是战争时期解放区遭受文化封锁的结果。与第一、二代作家，特别是与鲁迅、郭沫若、茅盾这样的“学者化”了的文化巨人型的作家相比，文化修养不足及由之产生的思想视野的相对狭窄，无疑对赵树理及同代作家产生了消极影响；他们对于民间文化遗产的汲取自然也是一种补偿，但其缺失也是明显的。 二、 塑造历史变革中的农民形象 赵树理最具魅力的作品是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该小说讲述解放区新一代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故事，揭示了农村中旧习俗和封建残余势力对人们道德观念的束缚，以及新老两代人的意识冲突与变迁。 《李有才板话》（1943 年）揭示农村民主改革中新政权的不纯以及批判主观主义、官僚主义， 《地板》（1946 年）形象地解说地主如何以地租剥削农民的短篇， 中篇《李家庄的变迁》（1945 年）以一个村为缩影，展现北方农村从 20 年代到 40 年代巨大变革， 《福贵》写高利贷盘剥下农民悲惨命运的短篇， 中篇《邪不压正》（1948 年）写土地改革运动， 短篇《孟祥英翻身》（1945 年）和《传家宝》（1949 年）写农村妇女民主意识觉醒。 赵树理这些小说的发表有明显的时效性，几乎都很快在农民读者中广泛流传，有的被当作政治教育和政策宣传的学习材料，有的被改编成戏剧上演。在现代文学史上，很少作品如赵树理的小说这样，能直接融入广大普通农民的文化生活之中。 从 20 年代鲁迅与乡土作家，到 30 年代的叶紫、沙汀、艾芜、吴组缃、蒋牧良、魏金枝、王统枝、王统照、茅盾、萧红等人，他们都曾经出色地描写过乡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