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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现实主义 欧洲革命后的德国政治 保守的当权派在1848年欧洲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幸存了下来。一些高层顾问力劝他们的君主复兴梅涅特时代，顶住压力对军队、传教以及伤感的宗教艺术进行改革，但是其他人却对此持反对意见。一位普鲁士的大臣这样说到，“旧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想要回到那腐朽的过去，就像竹篮打水一样白费力气。”为了维持健全的皇家权威和官僚控制，抑制封建专制主义的迅速崛起，阻止爆发其他的可能摧毁一切的革命。因此，一种更加现实的政治手段开始在柏林和维也纳的大臣之间散播开来。德国人称其为“权利政治”，同时它也成为后1848年时代的标志。 十一月份新上任的普鲁士首席大臣Count Friedrich Wilhelm von Brandenburg将这种现实主义表现得淋漓尽致。第六军团的指挥官在1848年3月的农民暴动中保护了贵族阶层，他也在此过程中明白了反革命的政府不能忽视引起民愤的根源。为了阻止农民通过革命解放而翻身，勃兰登堡政权订立了贵族获得赔偿的规定。1850年3月的两条法令促使大约64万的佃农转变为自由农民，其数量是通过斯坦和哈登贝赫的立法获得解放的佃农人数的三倍。在这之前，务实的军方已经将法人权利归还行会，同时成立了特别工业委员会，并且允许优秀的匠人对工厂的生产进行监督。支持此政策的一位保守党人说：“1848-1849年的大变革教育我们，工人阶级需要的不是政治的进步而是社会的进步。”然而，勃兰登堡一方却认为，禁止新的工厂制度，对抗一个巧妙地避开了行会和工业委员会限制的政策，这种做法是非常不切实际的。因此，工业革命迅速推进。到1860年，普鲁士境内工人数量超过50人的规模较大的工厂已达2000多个。 宪法的颁布是保守党对温和的自由党人做出的另一大让步。宪法规定了上下两院拥有财政预算的权利。下院在特殊的财阀选举制的基础上进行选举，即允许将下院三分之一的席位提供给那些承担了三分之一赋税的富人们，又三分之一的席位提供给那些承担了剩下的三分之二赋税的民众们，最后的三分之一的席位给予那些拥有大量选票却承担很少或干脆不承担赋税的群体。尽管公开支持个人财产在选举中发挥作用，但是这部宪法和“划分三级”的选举方式并未得到国王的大力支持。1850年1月，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极不情愿地向这部宪法宣布了效忠。 勃兰登堡的继任者，奥托·冯·Manteuffel，主宰着普鲁士的议会时代直到1858年。曾今担任过勃兰登堡首席大臣的他已经习惯了玩弄政治权术，当政以后，他不得不试图去平衡互有冲突的多方势力。得益于对Günther Grunthal的研究，历史学家对于使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普鲁士议会政治陷入一片混乱，并且使当时的人们毫无头绪的始作俑者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在Manteuffel的终身任职刚开始的时候，议会已经从一个由互有好感的、观念相似的议员组成的小圈子演变为三四个影响力较大的组织或集团。但不论是小的圈子还是大的集团都是围绕着两三个地位显赫的名人形成的。在发展的十年间，接连不断的各种矛盾与互不相同的政治见解使议会逐渐分裂为十个截然不同的政党和三个独立的团体。 三级选举权使一些政党更占优势。Ludwing von Gerlach与Friedrich Julius Stahl之间的派系斗争在议会中占有相当数量的席位。虽然Stahl非常现实，但是这个政治团体本质上代表着地主贵族的利益与权利。在许多但并非全部的问题上，保守党获得了Frederick William五世的支持。另一个由波恩法学家Moritz August von Bethmann Hollweg领导的贵族政党赞成与时俱进的英国式调解。国王的弟弟威廉亲王和他那来自魏玛的思想开明的妻子支持这个政党。与他们意见相左的反对党则捍卫议会的权利，坚持法治的原则和发展经济。联合议会的自由贵族Georg von Vincke和来自鲁尔的大商人Friedrich Harkort领导这些反对党。大部分来自芬兰的普鲁士天主教徒们在议会中形成了另一个大的联盟，以保护教会不受到差别对待为目标。在其他问题上，依附Wilderich von Ketteler 的贵族派系支持容克地主，Peter和August Reichensperger手下的中产阶级议员则支持Bethmann Hollweg，Vincke和Harkort等人所领导的政党。Manteuffel试图去协商调解那些相矛盾的利益与日常事项，不允许任何一个集团或王室支持者去逐渐削弱官僚的控制。 这十年间通过谈判达成的政治平衡彻底抛弃了反动派的标签，同时也改变了对1848年革命失败的坏印象。可以肯定，在1849年之后，右派赢得了胜利。国王始终坚持创立一个特定的上议院，以便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议会的政治地位。观察员David Barclay 说，“作为贵族权利和国王意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