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擦擦与藏传佛教关系研究.docVIP

西夏擦擦与藏传佛教关系研究 　　【摘 要】擦擦作为僧人传教过程中重要的法器，在藏传佛教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从西夏遗址大量出土擦擦的历史沿革进行梳理，来探究唐、五代时期佛教在西夏地区的发展。 　　【关键词】西夏擦擦 佛教 吐蕃 　　擦擦（tsha-tsha）是藏语的音译，指一种模制的泥佛或泥塔，也有一些带有藏文或者梵文的经咒。擦擦的历史久远，据图齐在《西藏考古》一书中考证：在塔内存放擦擦的习俗，最早是起源于古印度在石板塔肚存放圣物这种风俗习惯。通过这样的方式起到保护和藏匿的作用，也就是说它与佛塔是密切相关的[1]。由于它体积较小、携带方便，是僧人在传教的过程中重要携带的“圣物”。 　　一、社会背景 　　西夏是中国历史上以党项人为主体建立的一个封建王朝，自称大夏国，或白高大夏国。因其位于宋朝的西部，史称西夏。共历10代君主，长190多年，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一个少数民族王朝。具有显著藏传佛教特点的擦擦在西夏广泛流布，从艺术传播学分析，一种风格或样式传入到产生影响，无疑需要充分的条件和媒介。 　　从传播可能性上看，在西夏建国的三四百年前，与西夏王国相接壤的吐蕃王朝，早已信奉佛教，并完成了藏传佛教前弘期。因泥制擦擦极易损坏，且难以传世，故这一时期擦擦几乎无存世。史金波认为：“西夏的西、南部与吐蕃邻近，境内吐蕃人也较多，因而这一带藏传佛教的传播比其他地区更为广泛。藏传佛教在西夏的发展大抵以河西走廊为重点，瓜洲、沙洲、甘州、凉州等地是受吐蕃佛教熏陶较深的地区，并逐渐向西夏腹地今宁夏一带延伸。”[2]从传播媒介上看，藏传佛教对西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有大量的佛经、佛教绘画、寺庙建筑等，如贺兰山拜寺口双塔，石窟壁画，泥制小佛像、小佛塔等[3]。特别指出的是，西夏文字的发明，不仅为藏传佛教在西夏广泛传播提供了可能，也为佛教在西夏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民族渊源 　　吐蕃王朝是早于古格王国文明存在的更为古老的“象雄文明”。??文献记载，“象雄”曾是西藏土著宗教的发源地。其西、南两面与印度交界，西北端与克什米尔相毗邻，北面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接壤。可以得知，在佛教盛行的印度经阿里地区将佛教传入内地，并在吐蕃王朝盛行开来。吐蕃佛教发展到可黎可足时代达到了辉煌的顶峰。佛教取代了昔日苯教桑门的地位，开始全面干政。但这却加剧了佛、苯二教的矛盾，而且也全面激化了僧、俗之间的矛盾。公元823年，末代赞普朗达玛为了重振王权，下诏灭佛。但佛教在吐蕃流传已久，早已拥有众多信徒，朗达玛于842年被刺杀身亡，藏传佛教前弘期结束。 　　朗达玛死后，他的两位王子及其王孙混战了半个世纪。公元895年，维松的儿子贝科赞被暴动的乱民杀死，他的儿子吉德尼玛衮的领地被云丹夺去，被迫逃往阿里。其中一名象雄布让土王名叫扎西赞，对落难的吐蕃王子吉德尼玛衮所具有的吐蕃王族的血统充满敬意，将女儿嫁给他，并让其继承象雄布让土王的王位。从此，古老的象雄与吐蕃血脉合流在一起，在象雄王国的母体上诞生出新生的古格王国。据史籍记载，古格王国基本上继承了吐蕃王朝的政治体制，确定以崇信佛教、崇尚佛法作为立国之本。在统治阶级的倡导下，寺庙如林遍布阿里，贵族僧侣集团日益庞大。今天托林寺周围残存的大量佛塔、洞窟、寺庙遗迹，正是那个时期盛世的历史写照，使其从而确立了在西藏后弘期佛教史上的神圣地位。 　　在唐朝初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娶了弥药如容妃杰莫尊为妃。另有资料记载，松赞干布之后第六世牟尼赞普的妃子为如容萨朵甲，也是弥药人。尤为重要的是，根据《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贤者喜宴》等记载，“松赞干布的六世祖犀脱赞的王妃为容萨东甲措玛”，也为弥药人。弥药为党项族的一部分，说明早在六世纪，亦即“松赞干布之前一百多年，吐蕃王室就与党项有过联姻关系”[4]。可见，吐蕃与西夏王朝的关系由来已久，并为藏传佛教的传入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三、地理环境 　　河西走廊一度是中国北方佛教中心，西域高僧、大师云集，大小乘佛教通过河西走廊传入长安，在中国佛教中占有重要地位。又因其地理位置特殊，环境优越，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公元756年，吐蕃趁安史之乱，挥军北上。至763年，整个甘肃，包括河西和陇右，都为吐蕃所控制，而且很快越过陇川进入关中，攻克长安，逗留十五日才开始退兵。764年，吐蕃侵入河西地区，先后攻占了凉州、甘州、然后占领了整个河西，开始了在河西长达一个世纪的统治。 　　841～848年间，吐蕃达磨赞普为尊佛大臣所杀，吐蕃大乱。沙洲人张议潮趁机起义反抗，河西各地纷纷响应，使吐蕃在河西的统治土崩瓦解。其后唐朝封张议潮为节度使，使得河西在名义上又归于唐朝的统治之下。此时，处于河西地区的回鹘部落也归义军节统治。大约在890年，回鹘以甘州为中心，在河西建立起回鹘西迁后的又一个政权，并在10世纪初吐蕃势力